半无产阶级

产生过程 　　在大规模民众起义被镇压以后，半无产阶级兴起了，即令下层人民的国内迁徙和移居海外也未能缓和这一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相继产生的现象。不论城乡地区都广泛存在着赤贫如洗的民众，他们生活不稳定， 居无定所，受饥馑、天灾和传染病的打击最重。当时的有识之士对这一情景作过最有份量的描述。他们把这种不幸归咎于以下几种情况的综合影响：农业困难，人口增长，内战后的遣散兵员，由于引进技术和现代化企业所造成的失业（尤其在运输业和纺织业）。 　　由于大多数农民和农村 手工业者生计维艰，稍有风吹草动、农业歉收或税收加重，都会使流民队伍扩大。当时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常使得大片地区荒无人烟。直隶和奉天在１８８６、１８９０和１８９１年遭到水灾。江苏约六十个县和安徽约四十个县从１８８６到１９９１年连年遭受旱涝风虫灾害的袭击。受灾最严重的是黄河沿岸诸省，成千上万的村庄年复一年成为旱涝灾害的牺牲品，使它们既无时间又无资金去修复沟渠堤坝。许多地方的水利工程被弃而不用，这便加重了不利的气候条件造成的危害，而使问题更加严重；废弃的原因不单是管理腐败无能，而且也在于地方资源枯竭。１９０２年四川七、八十个县遭受旱灾，破产的饥民多达几十万。农村传统的团结互助和政府的微薄救济，对于数不胜数的、失去了任何生计的饥民来说都无济于事了。在许多地方，游民的比例高得惊人，陕西某县高达百分之九十，云南某村高达百分之三十三，湖南某县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当然并非所有的地方都遭受了同样的打击；在南方的富裕地区，人们还算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但是，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连年战争和天灾的影响使得贫穷化更加普遍、更加深重了。 　　一般说来，清朝政府是维护地主利益的；１８５４年的上谕要惩办拒绝交纳田租的农民，其罪同于逃税。在受灾的情况下，官方则首先保护有恒产的农民和有固定职业的人。穷人往往被家族或其他乡村组织所冷落或抛弃，但却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府的控制网：保甲和 乡约制度从此只能约束那些生活较好的公民，而不能控制穷人的行踪了。小说家鲁迅最尖刻地给我们描绘了几百万挤在中国城乡而常年求乞的可怜人。他通过阿Q的性格作了这样的描写：生计艰难的阿Ｑ有时出于城乡人们的怜悯，有时出于他们残酷的蔑视，到处受嘲弄和侮辱。 　　这些不堪一击的人们——从农村日工、苦力、游民、乞丐、最后直到土匪——都很容易成为社会公害的牺牲品，因此鸦片、赌博和卖淫盛行。但是，城乡贫民也向秘密会社和民众运动提供很容易被动员起来的后备军。高度活跃于沿江各省的哥老会所吸收的大部分成员，就是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工匠、太平天国起义后被遣散的散兵游勇、苦力、因交通改进而赋闲的船夫等等； 三合会则主要是吸收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抱有政治和社会宗旨的会党超过只具有宗教性质的教门，这似乎是与失业游民和社会的被 遗弃者的人数增加直接有关，因为会党对他们提供了保护和支持。 　　因此， 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底层的特点勿宁说是生活不稳定和朝不保夕，而不是在继续发展。其总的结果似乎是使得各个集团和各家各户的处境都每下愈况，使得保持平民百姓正常生活的传统结构趋于崩溃，并且使得那些结构所提供的一定经济保障也遭到破坏。 评述 　　诚然，一般老百姓的前景并非全是暗淡的。在象中国这样幅员广阔而又情况复杂多变的国度，有许多白手起家而发财致富的例子；有从普通苦力变成百万富翁的例子，如 叶成忠；有设法把日子过得很好的勤劳机灵的农民的例子；还有一些保持繁荣安宁的地区的例子。同另一些比较富裕的中间等级的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和其他经纪人一起，平民中也有些人上升到了现代上层社会。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还是由拥有少量土地、有正常职业的农民组成。这些人也有个别流动的现象（只是未经研究，我们还不能比较其比例是否比过去为高）；在许多地方，这类农民的生活资料正在减少，如山东和直隶，一个县的平均耕地面积从１８７０至１９１０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到五十；在某些地区，他们在全体人口中的相对重要性随着他们人数的减少而有所降低。但是在这类农民内部，他们的地位、作用和职业的变化却是微乎其微的。但另一方面，不再属于传统士农工商职业阶层的人口大量增加，而且这些人也不再受反映这些阶层特点的旧的组织体系和结合方式的限制。这种人包括产业工人和一切毫无恒产的人（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中，有无恒产是很重要的）；它还包括破产的农民和工匠、形形色色的游民和 流氓无产者，以及散兵游勇和落魄文人。 　　传统的社会体系便是这样从上、下两个方面一起瓦解的。不仅上层阶级经历了瓦解和变化，而且戏剧性地出现了一个边缘的平民阶级：他们不受法律的管辖，环境还驱使他们不受社会的控制，不受社会秩序的制约，也不受社会的尊重。

　　“半无产阶级”是如何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阶级中消失的 　　建国初，中共中央曾在文件中说，“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 河北省委党校阴一刚等二位同志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半无产阶级”的提法不妥，他们给中央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过问这个问题。毛泽东看了这二人的信后，认为他们的意见是对的，即让 安子文、 胡乔木二人进一步研究。安、 胡二人研究后，也认为阴一刚等人的意见是对的，毛同 刘少奇等人商量后，改掉了“半无产阶级”的不正确提法。 　　这个 真实的故事很有意义。阴一刚等人见到中央文件中一个新的提法，不是盲目地说是创新，更没有用“非常精辟、非常深刻、非常及时”等阿谀之词来颂扬，而是认真加以研究，当他们断定这个提法不正确后，便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这是一种实事求是，敢言直谏的精神。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理论工作者的意见，采取了重视和谦虚谨慎的态度，从而使一个理论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这件事虽不大，却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很有启示作用。

　　【1】 国家主义派，指当时的组织“ 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来改名“ 中国青年党”的一小拟 法西斯主义的无耻政客。他们反对 共产党和反对 苏联、而向各种当权的反动派及 帝国主义领取 津贴为其反革命职业。 　　【2】戴李陶，早年参加 国民党，曾经和 蒋介石共同经营 交易所的投机事业。一九二五年 孙中山逝世之后，他们即从事于反共的 煽惑工作，为蒋介石周一九二七年举行反革命 政变作了精神上的准备。在长期中，他都是蒋介石反革命的忠实 走狗。一九年二月，他看到蒋介石的统治即将 崩溃，前途已经绝望，因而 自杀。 　　【3】北京 《晨报》为当时政治上拥护 北伐军统治的政团之一， 研究系的机关报。 　　【4】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在 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 国共合作，容纳 共产党人参加该党，并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在 广州召集国民党第一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连共、扶助 农民工人三大政策。当时 毛泽东和 李大钊 同志、林伯柒、 瞿秋白等同志参加了这个会议，对于帮助国民党走向革命道路，起来重大作用。他们并被选为当时国民党 中央的执行委员会或侯补执行员。 　　【5】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是指中农。 　　【6】 赵公元帅是 中国民间传说的 财神，叫 赵公明。 　　【7】指一九二九年全国人民抗议 五月三十日，上海 英国 巡捕房 屠杀中国人民事件的反帝国主义远动，一九二五年五月间， 青岛上海各地日本 纱厂先后发生大 罢工的斗争，规模很大，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走狗北伐军的镇压。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 资本家枪杀工人 顾正红，伤工人十余人，二十八日青岛工人被 反动政府屠杀八人。三十日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在租借内宣传声援工人，号召收回 租界，随后集合群众万余人，在英租界捕房门首，高呼打到帝国主义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等口号。英帝国主义巡捕房旋即开枪屠杀，死伤许多学生，是为著名的惨案。这个 大屠杀事件发生后即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恨，到处发生游行 示威、罢工、罢课、 罢市，形成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远动。 　　【8】毛泽东同志是指半自耕半 租佃的贫苦农民。

摘要 　　建国初期，在中共中央文件中曾提出“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当时的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阴一刚等两位同志经过认真研读后认为“半无产阶级”的提法不是很妥当，有自己的看法，于是给中央写信提出自己的意见，信中还要求毛泽东同志过问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看了这两人的来信后，认为他们的意见不无道理，即责成中宣部的安子文和胡乔木二人进一步研究。安、胡二人研究后，也认为来信中的意见是正确的，使用“半无产阶级”的确有些不伦不类。毛泽东同刘少奇等人商量后，果断地改掉了“半无产阶级”的不正确提法。 内容 　　一个理论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毛泽东没有以维护中央权威的名义强行要求下面统一到中央的思路上来，而是采取审慎的态度对来自下面普通理论工作者的意见进行论证研究，当研究的结论表明中央的措词不当时，愉快地接受意见，弃用不正确的提法，体现了真正的虚怀若谷。 　　可贵的还在于阴一刚等人的率真与实事求是，在他们见到中央文件中的一个新的提法时，不是盲目地附和这样的“创新”，更没有用“非常精辟、非常深刻、非常及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巨大的现实意义”等谀言佞语予以奉承颂扬，而是认真加以研究，仔细甄别新提法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当他们断定这个提法不正确后，便坦坦荡荡地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这实在是一种可贵的不唯上、只唯实的直言敢谏的优秀品质。 　　其实党内生活一直有着宽泛的民主空间与民主传统。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指出：“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 党员权利也一直包括了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和党报 党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既然是讨论，当然允许各抒己见，而不是对某项政策理论的一昧叫好，对于理论工作，尤其不能实行舆论一律， 党同伐异。如果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所具有的全部意义只是为了证明既定政策的完美无缺和某些新理论、新提法、新概念、新思维的无比正确，这与言不由衷的政治表态和效忠宣誓有什么实质意义的区别？那才是陷入理论桎梏与思想牢笼呢！ 　　十七大召开以后，公众对于权威人士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解读为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充满疑惑。作为时政关注者我也仔细阅读了权威人士在做客 《人民网》和高校与网民和学生的对话，因为我这个有三十多年党龄的党员也很迷惑，我也需要在讨论中寻求思想认识的升华，让自己的 理论思维跟着时代与时俱进。但老实说，权威人士的解读并没能为我释疑解惑。面对网友的疑问，权威人士并未能详尽地阐明为什么毛泽东思想不包括在“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中？不少网友留言感到失望。我想，关注这个访谈节目的人会有很多，很多人也和我一样没有留言，但不等于没有疑惑，对这个论证还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们需要自己的思考！一个如此重大的理论问题，在广大党员的思想认识上造成了相当大的波动甚至混乱，权威人士只用一句“不是我说的，是十七大报告上说的”敷衍了事，人们能从这个访谈中获得什么启示呢？而这个理论问题不解决，党的凝聚力将进一步被削弱。 　　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信仰基础更为厚实一些吧，不太有跟风的习惯，对许多事情喜欢问一个为什么？当有人试图抹杀毛泽东思想在中国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丰功伟绩的时候，我们是不乐意盲从的，毕竟是在向60岁奔的人了，世界观早已形成，信仰早已坚定，几十年的生活励炼和受党的教育使然。说我们愚顽不灵也好，说我们是 老左小左也好，我们还是坚定地信仰毛泽东思想，笃信毛泽东思想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思想；坚定地信仰社会主义，笃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坚定地认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如果社会主义旗帜不鲜明，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不鲜明，就不可能有战斗力，就会从自己内部瓦解，使人民思想混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