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2012年9月14日联合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了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丰硕成果背后正隐藏着种种复杂多变的不稳定风险: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官民冲突、警民冲突现象加剧。
蓝皮书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基尼系数为0.275,而2010年已达到0.438。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尼系数在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蓝皮书援引的调查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
依照这份蓝皮书提供的数据,中国行业之间职工工资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与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为2007年的23倍。
蓝皮书指出,官民冲突、警民冲突现象加剧,并且极易放大为社会危机。其中罗列的类似典型事件包括:2003年哈尔滨的“宝马案”,到2008年贵州的“瓮安事件”、云南的“孟连事件”,2009年湖北的“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以及吉林的“通钢事件”等,这些群体性事件中,公众关注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中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这些人可能依靠权势逃避法律的惩处。
蓝皮书还指出,“外来人口流入易与融入难并存”是社会管理挑战之一。由于流出地与流入地在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生活方式等因素上的差异,特别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在劳有所得、住有所居、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方面依然无法拥有和流入地居民的平等权利,无法真正融入当地。流动人口融入城镇最根本的是消除“融入难”的制度障碍,体现社会公平。
由于基尼系数与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密切相关,因此该数据备受关注。从2000年起,国家统计局一直在发布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基尼系数。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是0.3897。但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却一直没有发布。
对于为什么没有发布,2012年1月,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解释说:“我们经过认真研究评估,感觉到靠我们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而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偏低,原因主要是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所以就没有发布”。
2012年3月,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再次回应称,目前中国基尼系数是城乡分开的,发布全国统一的基尼系数有待于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
2012年6月,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最新数据显示,按除税及福利转移后住户每月收入计算,2011年香港的基尼系数是0.475,已超过0.4这一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6月19日,香港特区第四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宣布:将成立扶贫委员会筹备工作小组,负责就重设的扶贫委员会人选和职能进行建议。小组7月1日起开始工作。
2012年8月21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京发布了《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2010年,农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34080.34元,2011年攀升至38894.38元。华中师大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表示,与改革开放初期的0.29相比,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已大大提升,“马上可能跨过警戒线了,是在合理区间的末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