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林的阿辽沙

《居士林的阿辽沙(小说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赵毅衡，著名文学与文化理论家，1978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师从著名诗人学者卞之琳先生，以形式论为终身研究方向。1988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学位，到英国伦敦大学任教。2005年到四川大学工作，2008年恢复中国国籍，2009年创建“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在形式分析上卓有创见，英文与中文著作丰富，得到过多种研究奖。近年主编《符号与传媒》刊物，主持《符号学论坛》网站，集中力量于符号学与广义叙述学的研究。

妓与侠
夜与港湾
开局
山河寂寞
市场街的诗人们
芜城
裸谷
俄狄浦斯在深圳
晁盖之死
《易经》与考夫曼先生
绛衣人
蛊舞
敌档
少将与中尉
忧郁的布鲁斯
在历史的背后
注视三章
居士林的阿辽沙
沙漠与沙
后记

每次听到有人问我，“你怎么会写小说？”总觉得挺逗，这问题大有问题。应当问，“你怎么不早写小说？”此话无人问过，是我常问自己。回答却一样不容易，三两句说不清的事。
有时我幽他一默：“小姑嫁错郎。”
一想，也不对，像事业不顺心者把责任全推到“毕业志愿指导教师”身上。我从无福气得到一点这方面的指点，只有在煤矿挖煤的70年代将结束时，我准备考研究生，一位矿部主任对我说：“党叫干啥就干啥。”他一边拍拍我肩膀，减轻此警告的冲击力。对此我很领情，但研究生还是要考的。
即使当时有高人指点：“别急着去做学问，何妨试试创作。”我会写小说吗？不会。原因简单而颇为实际：太慢，浪费十年之后我已等不及，况且工棚紧挤的双层床之间没有一张桌子。
那位部主任果然实践他的警告，用许多大红公章阻止我“自谋出路”读研究生。能溜出煤矿已得念佛，还想别的？
学问做得不怎么样，只是十年无书读之后，读什么都可以。1981年我得到了富布赖特学者研究奖，跑遍了美国的图书馆和文学档案库，翻检世纪初美国一二三流诗人关于中国诗的通信投稿等等。无聊题目已做得自得其乐。
1983年，在北京参加中美比较文学第一次会议，在筹备会上钱锺书先生用一连串惊天动地的俏皮话和宏经僻典的引证说明了他的观点之后，突然说：“在座的青年朋友，不要做‘学’忘了‘文’。”当时我一惊，马上又镇静了：世上能有几个钱锺书呢？
此后又因为非常偶然的原因，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去读了四年书，四年忙着写报告哄教授，忙着教书赚学费，忙着拿高分抢奖学金，连学问都不做。
我心里着急了，我已赔不起时间。早早读完，打起包裹，把我买的上千册书运回我尚无寸地之房的北京，完全没有留在国外的想法。最后一次去图书馆还书时，路上遇到导师白之(Cyril Birch)先生。他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打电话来，说要招聘教师，你何不去一次？”
免费玩一次欧洲，何乐不为？这一路遇，却把我朝“学术”方向又推了一把，此后就没有走回头路的机会。
因此，对虚拟的问题“你怎么不早写小说”只有一个简短的回答：“从来就没有机会。”命运的鞭子催着我在学术之路上颠簸，从来没有尝试另一种选择的可能。
不过回过头来问，如果有选择，我会早十年或十五年成为一个小说家吗？这当然又是虚拟的问题，但从规律来看，似乎不太可能：凡是学问能玩几下子的人，创作总不太行。古人才高，《沧浪诗话》远比《沧浪集》写得漂亮；《笠翁十种曲》怎么也比不上《闲情偶寄》的戏剧理论；写论文都“笔底带感情”的梁启超，小说写得像讲义；而胡适“尝试”用创作说明其理论，只给现代文学添了几分窘。
自然，例外也是有的。茅盾作为理论家和小说家都领袖群伦；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Umbeito Eco)几部长篇巨制让人叹服；英国文学理论家洛奇(David Lodge)写小说讽刺理论界入木三分；美国女批评家苏珊·宋塔格(Susan SOntag)写小说一样才气横溢。
说到底，这些都只是例外，在庞大的文人队伍中，这样的例外不形成统计学上有意义的数字。学术、创作，哪一行都得穷毕生之力，能做出点成绩已算侥幸中之侥幸。尤其是我这一代，浪费掉的岁月最多，被命运播弄得最惨，“文革”前入学，从1967到1970届毕业的大学生，看着前面几年受完高等教育者，在80年代成为功力深厚的学科带头人；再看后生几年的所谓老三届，没有半生不熟的专业教育束缚，在广阔天地里又少了点管束，多了一点心灵自由，新时期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多出于此辈。自此以后，一代比一代机灵聪明，让人看得目瞪口呆。以五年一个学术代来计，我们这个“文革代”，可以说是共和国旗帜下长大的最呆笨、最没出息、最少才气的一代，在任何行当都是人才出得最少，留在西方的职业人士也最少。我们只有半生可用，能入一行就算不错了，何复艺术？
既然如此，我怎么会在近三年写起小说来？说起来可能不信，写小说是我的“怕挤”恐惧症逼出来的。我从小怕挤，情愿步行不去用肘子功夺公共汽车之门；曾经想入团，那推搡劲儿把我吓坏了。
入了学术圈，发现同行轧挤得更惨。记得在“搞”外国文学时，一位前辈说：“上面老头还没去，你们下面又挤上来了。”可能是酒后真情，那股怨艾，听得我毛骨悚然。我心想，研究莎士比亚，怎么不到英国学界去挤？中国莎学界怎么嫌人多？
想到此，心里不是滋味，立即决定离开外国文学研究界，转向翻译；不久遇挤如故，转向现代文论；不久遇挤如故，转向比较文学；不久又如故，转向诗论诗学；不久又如故，转向叙述学。至今算来，平均每三年改一次学术方向，而今可以对每一辆公共汽车门前的拥挤者说：“其实上面挺空的，不过你们放心，我不上这个车。”
为怕招人嫌，如此躲法，也算煞费苦心了吧。即使这样，当我试图在北京找个大学回国任教时，惊奇地发现首都几乎每所大学的外国文学、中国文学、文学理论、比较文学教研室都挤。平时开会时有说有笑的同行，直接或间接地劝我别来跟他们“加塞”抢房子，抢职称，抢“博导”。这令我大吃一惊。不是说什么学术危机吗？怎么学界依然全天候拥挤。与其撸起袖子来干一番自我证明，不如高悬免战牌退避三舍。
由此，三年前我才面临进入学术界十五年后的真正危机，才真正遇到一个选择机会：我可以写诗，写小说。我不必让同行们觉得我会去挤他们。请放心，朋友们，我心不在学问上，只想做些创作小玩意儿。戏台宽得很，况且我还能唱些别的戏目，唱得不好看官们会包涵。
虽然这三年中我的研究还在继续，论文也在合集，著作也在出版，那基本上是惯性，是职业的最低要求。我若想回北京，就得有所不为。要证明我放弃“洋铁饭碗”高薪长俸，只是为了乡愁，不是容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