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萨汗国

公元10世纪初，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法基赫（IbnAl-Fakih902年）这样描述他所认识的世界：“大地状似一只鸟，分为头，两翅，胸，尾等五部分，其头部为中国，……其右翅为印度……其左翅乃黑海的突厥可萨人，……其胸部是麦加，汉志，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这里与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相提并论的可萨（theKhazars）,也就是唐代史料中数次提及的突厥可萨部。8至10世纪，这只突厥化的部族东联花剌子模（Khwarazm），西邻拜占庭帝国，向北征服了斯拉夫部落，向南扩展到高加索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可萨汗国，位于伏尔加河口的首都伊铁尔（Itil，Atil）成为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要中转站。

可萨人信奉犹太教的史实散见于基督教作家，阿拉伯地理学家和犹太作家的著作中。其中最早的一份文献是阿基坦的朱斯马（DruthmarofAquitaine）对马太福音的注释，写作时间约为843—864年之间。文献提到，“据我们所知，普天之下的各个民族里，都有基督徒生活于其中。即使在Gog和Magog人，即自称为Gazari的匈奴人中也是如此。亚历山大大帝曾经称许这些人是最勇敢的部族。这一部族已经行了割礼，遵从犹太教的一切信条。但是，源于这个部族的7支部落之一的不里阿尔人（Bulgars）现在已经接受了洗礼。”

7世纪初，裴矩撰写《西域图记》三卷，全书已佚，只有序幸得保存，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时丝绸之路“北道”上的盛况，“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有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网，诸处可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可萨正是从敦煌到拂菻（拜占庭）的北道上的重要中转站。早在6世纪，拜占庭史家美南德就提到过这条路线，拜占庭帝国派往突厥可汗室点密处的使节扎玛尔克就是经由这条路线返回拜占庭的。不过，那时，这条道路还没有成为交通频繁的商路。7至9世纪，在中国的隋唐时期，北道开始繁荣起来，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文书和文物所证实。 姜伯勤先生在考证了吐鲁番随葬衣物疏后指出，“以‘金钱’（拜占庭金币）为虚构的随葬物，只见于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5世纪只称黄金千两或黄金千斤，而不称‘金钱’若干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拜占庭金币在高昌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抵是在6世纪后的一个多世纪才十分重要。”251973年至1974年，在北高加索的西部库班河上源，发掘了莫谢瓦亚·巴尔卡墓葬群及其东的墓葬群，出土了多种来源的丝绢。其中中国产品约占23.9%和9.4%。还发现了汉文文书和以唐人骑马图为内容的绢画，断代为8-9世纪，反映处在这一时期高加索地区与中国有规模性的商品交流。 北道也出现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中。他提到被称为拉唐人的犹太商人，他们从海路或陆路到达中国，其中一条陆路路线是经过可萨汗国的，“从拜占庭腹地穿过斯拉夫人地区而达可萨人的首府，又渡里海而至巴里黑（Balkh），他们从那里通过河中地区（Transoxiana）继续其旅程而达回鹘人（Tagaygay）从那里至中国。“巴托尔德认为，胡尔达兹比赫利用了曾经旅行过这条路的塔蒙（TamǐmbBahral-MutawwaˇI）的著作。塔蒙旅行的时间是760至800年之间，这也恰好是可萨可汗信奉了犹太教的时代。 唐代文献中没有关于中国和可萨直接交往的记载，只是提到了可萨的物产。但是，考察拉唐人的旅行路线，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北道上可萨人进入中国的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