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北伐

参见：北元、鞑靼、瓦剌和兀良哈

明朝和蒙古势力对峙示意图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派徐达率军攻入元大都（今北京），元惠宗逃往漠北继续元帝国的统治，历称“北元”。永乐初年，因合罕弟弟的妻子完者秃豁阿妣吉的绝世美貌《蒙古源流》记载：“合罕害弟夺弟媳妇；合罕动身去放鹰之后，忽兀海太尉来讨丞相之号；妣吉派朵黑申·失喇请太尉；妣吉用银制的大杯中搀满有黄油的豁烈酒献于太尉；派哈儿忽出黑的仆人朵黑申·失喇去追回合罕；合罕杀忽兀海太尉后令雪泥氏旺沁太保剥下忽兀海脊背上的皮合罕把长妻可温台哈屯生的撒木儿公主嫁给了忽兀海的儿子巴秃剌，让他当上了丞相,掌管四瓦剌；浩海是乌格齐哈什哈的臣，乌格齐哈什哈杀死了合罕，纳了完者秃·皇妃子。”北元贵族势力内部开始出现矛盾，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互相敌视。鞑靼部居住在今贝加尔湖以南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瓦剌部居住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和准噶尔盆地一带；兀良哈部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一带；三个部落时常滋扰明朝边境，成祖决心征讨一劳永逸。

成祖北伐的战略目的，是让草原上的鞑靼、瓦剌两部臣服于明朝，以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岭北之战后，马匹损失不计其数，为大规模培养骑兵所用战马，洪武四年，设置群牧监，六年更置群牧监于滁州设太仆寺，并始制定了养马之法：“命应天、庐州、镇江、凤阳等府滁和等州民养 马，江北以便水草一户养马一匹，江南民十一户养马一匹”，从此 民间开始养马。经洪武永乐两朝牧养孳息，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的时候，马匹已经达到了一百七十余万匹，马匹的年增长率达 到10%—15%。

经过洪武时期的多次打击，蒙古人已经基本退出了漠南，对明朝边境并不构成直接威胁。成祖在靖难时期就与号称“鞑靼可汗”的鬼力赤有交往。同时派遣使节去招抚鞑靼、瓦剌各部，并在鞑靼游牧地区建立了一些羁縻卫所，试图用朝贡贸易的手段绥服蒙古，似乎和靖难之后国力未恢复有关。

但1408年（永乐六年）元顺帝的曾孙本雅失里（此据《蒙古源流》）在鞑靼称汗，对明采取强硬态度，1409年更斩杀明使，又击败当年丘福的北征军（丘福败死那天是八月十五日，土木堡也是这天，和蒙古人出征时择日信仰有关），成祖才不得不于1410年亲自北伐。出师之际，鞑靼已经内讧分裂，成祖先后在斡难河畔和贝尔湖东追击、击溃了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和太师阿鲁台两部，战后。本雅失里投奔瓦剌后被杀，阿鲁台遣使朝贡。

此后瓦剌马哈木崛起，此时成祖对军力颇具自信，决定发动“预防式打击”，于1414年再次北征。这次可是跟瓦剌军正面决战了一场，明军在乌兰巴托附近击退了据险而守的瓦剌军，但并未追击。战前阿鲁台曾表示愿意来助战，战后却拒绝朝见皇帝，成祖也只得加以安抚。

此后明朝边境无事，瓦剌、鞑靼继续争斗，阿鲁台占了上风，并控制了兀良哈三卫（所谓成祖赠大宁给三卫纯属子虚乌有），逐渐从1421年起不满足于与明朝贡贸易，开始袭扰明朝边疆。导致已经年老体衰的成祖（1416年发过一场大病，从此开始服用“仙药”）不得不再次开始北伐。但这时明朝的国力已消耗在北建故宫、南修武当、招抚诸番、郑和七下西洋、亦失哈九上北海、征伐安南等大工程上，竟发生了户、礼、兵、工等四部尚书合议反对北征的事件，结果户部夏原吉、工部吴中下狱，兵部方宾自杀。1422年成祖北征呼伦贝尔，阿鲁台远遁，成祖走到呼伦湖以北，虏获了他丢弃的牲畜、辎重后，回师痛击兀良哈。

1423年七月听说阿鲁台又来犯边，成祖紧急出发到宣府边外（明军北伐都在春天出师，七月出师是临时起意的结果），结果收到阿鲁台已经被瓦剌打败的消息，只好把宁阳侯陈懋在阴山擒获的一个蒙古酋长也先土干说成是鞑靼王子，封“忠勇王”，作为鞑靼来降的证据。

1424年成祖再次出师呼伦贝尔，又没有捕捉到阿鲁台，而且啥都没找着，遂再次向东征伐兀良哈 ，回师时病死。成祖末年连续三次北征，可见其对歼灭阿鲁台的执着与急切。

纵观这五次北伐，明朝人号称“五出三犁”，是说前三次都有实际战果。不过没有一次成功擒获鞑靼、瓦剌首领，也就没有实现战略目的。要说原因的话，首先第一次、第二次北伐明军都曾与蒙古首领正面交锋，却未能将其杀死或擒获，使得鞑靼、瓦剌两部一直都有其自己的领导核心，第三次北伐虽捕获兀良哈老幼但还是把她们释放，兀良哈也长期被鞑靼控制，这样，明军在漠北的行动始终得不到游牧部族的支持，只能靠大军进攻。

而这也和洪武朝后期对蒙古的策略有关，1388年蓝玉击破北元汗廷后，兀良哈部南下归降，被安置在近边，但不久就叛归北元。1391年傅友德、郭英和燕王曾出塞讨伐兀良哈，但未能将其降伏，之后也不再努力。笼络游牧部落是个长期工程，唐廷从629年北伐东突厥获胜，之后设法羁縻突厥、薛延陀、回鹘诸部，经过多次用兵均获胜利，到649年终于消灭车鼻可汗，直接统治漠北。中间花了20年的时间。之前还有隋朝羁縻启民可汗的经验。而明朝之前只成功笼络过附近可以驻军的关西七卫的蒙古人，对羁縻漠北部落殊无经验。

第三、五次北伐的目的，是在呼伦贝尔草原一带捕获阿鲁台，但阿鲁台知道自己不是明军的对手，每次都提前远避。这样来看，明军在军事上虽然是占优势的，却从来没有完全实现战役目的，也更没有完成战略目的，可以说是力有未逮。

至于为何成祖末年一个劲儿的打击鞑靼而非瓦剌，一是当时侵扰边境的就是鞑靼和兀良哈，而非瓦剌，二是如和田清所说，鞑靼毕竟是蒙古大汗的“正统”所在。当时的蒙古贵族（明朝所称的“鞑靼”）和瓦剌贵族是把彼此视为两族的。成祖大概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要先歼灭鞑靼而后快。

有的学者指责永乐耗费财力，这是错误的。永乐一朝文治武功皆是明朝之最，经过洪武皇帝的马政繁荣以及休养生息政策至永乐时期国家已经全面强盛，永乐帝做了和汉武帝、汉宣帝、唐太宗、唐高宗一样的事情。只是由于没有如汉朝、唐朝、蓝玉优秀的情报向导未捕获其首领，鞑靼首领在前三次北伐的过程中了解到朱棣实力的强大之后明成祖每次北伐鞑靼首领皆远遁以及仁宣二宗没有守住永乐清沙漠的成果导致蒙古瓦剌统一，但是不影响明成祖本身的功绩。正如毛主席所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7]

六飞五渡是指1409年（永乐七年），明成祖派淇国公丘福率十万大军征讨鞑靼，临行前对丘福反复叮咛：“慎则胜，不慎则败，宜整肃队伍，观察将士动静，广画筹策，以取全胜。又敕福等曰：‘颇闻军中有言虏易取者。慎勿信之，信之必败。事夫缚兔与虎其势不同。缚虎用全力，而缚兔亦必用缚虎之力乃保万全。盖此虏狡黠。况今征之于数千里外，征岂可不慎。兹以阵图示尔，大要如此。若遇敌应变之方，当临时自筹无执一也’”。同年八月，丘福兵至鞑靼，却撇下大军主力，率千余骑兵先行，并在胪朐河（今克鲁伦河）以南击败鞑靼游骑。他趁胜渡河，又俘获鞑靼尚书一人，向其询问本雅失里的去向。福遂决定继续趁胜追击。李远劝谏道：“将军轻信俘虏之言，孤军深入，敌军又不断示弱引诱，再前进必然陷于不利的境地，可若退兵恐怕会让敌军有隙可乘。现在应停在原地结营自固，白昼则扬旗伐鼓，出奇兵与之挑战；夜晚则燃炬鸣炮，虚张声势，使敌军难测我军虚实。待我军主力到来，再全力进攻，必可取胜，不然也可全师而还。”他又提醒丘福道：“当初陛下是怎么样说的？难道将军全都忘记了吗？”王聪也竭力反对。丘福一概不听，厉声而言道：“违命者斩！”而后当先率军疾驰。诸将无奈，只得被迫随行。由于轻敌，孤军深入，中了敌人的埋伏，全军覆没。由于丘福居功自傲不听众人劝诫，导致明成祖爱将王聪、李远、王忠、火真尽皆被俘遇害，明成祖闻讯震怒，并剥夺丘福的世袭爵位，将其全家流放海南。为消除边患，明成祖决心亲征。

明成祖亲征漠北示意图1410年（永乐八年）二月，明成祖调集50万大军。五月八日，明军行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成祖将之更名为“饮马河”）流域，询得鞑靼可汗本雅失里率军向西逃往瓦剌部，丞相阿鲁台则向东逃。明成祖亲率将士向西追击本雅失里，五月十三日，明军在斡难河（今蒙俄边境）大败本雅失里。明成祖打败本雅失里后，挥师向东攻击阿鲁台，双方在今蒙俄边境之斡难河东北方向交战，明军杀敌无数，阿鲁台坠马逃遁。此时天气炎热，缺水，且粮草不济，明成祖下令班师。

鞑靼部经过明军的这次打击，臣服于明朝，并向明成祖进贡马匹。成祖亦给予优厚的赏赐，阿鲁台接受了成祖给他“和宁王”的封号。

参见：明成祖第二次亲征漠北之战、斡难河之战、忽兰忽失温之战

明军在1410年（永乐八年）出征鞑靼后，瓦剌部趁机迅速发展壮大，1413年（永乐十一年），瓦剌军进驻胪朐河（今克鲁伦河），窥视中原。

斡难河之战示意图明成祖决心再次亲征，调集兵力，筹集粮饷。1414年（永乐十二年）二月，明军从北京出发，六月初三，明军在三峡口（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击败了瓦剌部的一股游兵，杀敌数十骑；初七日，明军行至勿兰忽失温（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瓦剌军3万之众，依托山势，分三路阻抗，成祖派骑兵冲击，引诱敌兵离开山势，遂命柳升发炮轰击，自己亦亲率铁骑杀入敌阵，瓦剌军败退，成祖乘势追击，兵分几路夹击瓦剌军的所扑，杀敌数千，瓦剌军纷纷败逃。此役，瓦剌受到重创，此后多年不敢犯边，同时，明军也伤亡惨重。

参见：明成祖第三次亲征漠北之战

在忽兰忽失温会战两年后，朱棣又萌生继续打击瓦剌的念头，而且已在筹备阶段：“得辽东谍报……瓦剌人马已到阿忽马吉之境，宜昼夜谨备，不可怠忽。”“(瓦剌马哈木)拟七月率众至斡难河北……吾边境须有备。”明成祖就诏敕开平备御郭亮：“朕将巡边，尔其整兵以俟。”随后又令周、晋、秦等藩王各选护卫步骑兵五千，“明 年正月赴真定操练”；同时要求陕西、甘肃、宁夏、大同、辽东诸守将，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都司，中都留守司，以及徐州、宿州、沂州、邳州、淮安、扬州、武平、归德，睢阳、潼关等卫所，于次年春分别赶赴真定、德州操练，“俟赴北京阅试”。由此发起了一场覆盖整个中国北方的大规模调兵、练兵、阅兵行动。这次巡边，其实是明成祖计划中的一次亲征。永乐十三年十月之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是明成祖为再次北征瓦剌而做的部署。巡边，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北征的代名词。只不过在次年(1416)六月，明廷收到并证实马哈木意外死亡的消息，于是勅令边将：“马哈木已死，其众溃散，故停北征”，取消了原定的军事计划。马哈木身亡鞑靼趁此机会经过几年的发展，势力日益强盛起来，从而改变对明朝的依附政策，并侮辱或拘留明朝派去的使节，还时常对明朝边境进行骚扰的劫掠。1421年（永乐十九年）冬初，鞑靼围攻明北方重镇兴和所（元中都），杀死了明军指挥官王祥，对此，明成祖在重建兴和所后，决定第三次亲征漠北。1422年（永乐二十年）三月，明成祖率军从北京出发，出击鞑靼。其主力部队至宣府（今河北宣化）东南的鸡鸣山时，鞑靼首领阿鲁台得知明军来袭，乘夜逃离兴和，避而不战。七月，明军到达煞胡原，俘获鞑靼的部属，得知阿鲁台已逃走，成祖下令停止追击。明军在回师途中，击败一贯支持阿鲁台的兀良哈部，九月，回师北京。

永乐继位后兀良哈来归附，因全球气候变化兀良哈发生饥荒，永乐常常接济三卫。但永乐八年六月十四日明成祖得讯阿鲁台溃逃时“所擒数十人皆兀良哈部下，尝入朝授官矣，复叛附阿鲁台。上责之曰：‘尔于朝廷何功，徒因来朝，辄予爵赏。今不思报，乃复为叛寇用。命悉斩之’”。永乐九年十二月六日朱棣遣指挥木答哈阿升哥齎敕谕福馀朵颜泰宁三卫头目：“昔兀良哈之众，数为鞑靼摽掠不能安处，乃相率归附誓守臣节。我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穷，设福馀朵颜泰宁三卫而授尔等官职，俾各领其众。臣属既久后竟叛去。及朕即位复遣人来朝，朕畧其旧过，加意抚绥，数年以来生聚蕃息，朝廷于尔可为厚矣。比者尔等为本雅失里所胁，掠我边卒。又遣苦烈儿等绐云市马实行窥伺。狡诈如此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挥木答哈等谕意，如能悔过即还所掠戍卒，仍纳马三千匹赎前罪。不然发兵诛叛，悔将难追。”永乐二十年七月四日阿鲁台因朱棣追击抛下兀良哈向远逃遁。明成祖认为“所以羽翼阿鲁台为悖逆者兀良哈之寇，今阿鲁台狼狈远遁，而兀良哈之寇尚在，当还师翦之。诸将皆曰然，请分兵疾进，遂简步骑二万分五道进击。且授之方畧谓：曰兵贵神速，所谓迅雷不及掩耳也。诸将受命遂行”七月十三日戊辰车驾次捕虏川，始诸将之赴兀良哈也。上谕之曰官军至彼虏必西走，朕以兵从西要之虏可获也，至是上率精骑数万驰赴之，命武安侯郑亨成安侯王通阳武侯薛禄率大营诸军后行。七月十七日壬申兀良哈馀寇溃散山谷多来降者命释之。七月十九日甲戌兀良哈寇党老弱皆诣军门俯伏待罪命释之。八月十四日车驾次玻瓈谷，诸将先受命征兀良哈者奏云：已入寇穴，寇悉众来敌，大败之。斩首数千级，馀众溃而西走。尽收其人口孳畜。“抵其巢穴，杀首贼数十人，斩馘其馀党无筭，获其部落人口，焚其辎重，尽收其孳畜。”

参见：明成祖第四次亲征漠北之战

明朝北部的鞑靼和瓦剌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鞑靼首领阿鲁台再次率部滋扰明朝边境，明成祖闻悉后决定再次亲征。明军八月初出征，九月上旬，朱棣未北上仅派遣明军斥候到达沙城（今河北张北以北）时，阿鲁台的部下阿失贴木儿率部投降明军，并得知阿鲁台被瓦剌打败，其部已溃散，明军暂时驻扎不前；十月，明军继续北上，在黄河以北击败鞑靼西部的军队，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部众来降明，明成祖随即封也先土干为忠勇王，十一月，明军班师回京。

参见：明成祖第五次亲征漠北之战

忽兰忽失温之战示意图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正月至七月，明军对蒙古鞑靼部的作战。是年正月，鞑靼部首领阿鲁台率军进犯明山西大同、开平（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北）等地。明成祖遂调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5都司之兵于京师（今北京）和宣府（今河北宣化）待命。四月三日，以安远侯柳升、遂安伯陈英为中军；武安侯郑亨、保定侯盂瑛为左哨，阳武侯薛禄、新宁伯谭忠为右哨；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为左掖，成山侯王通、兴安伯徐亨为右掖；宁阳侯陈懋、忠勇王金忠又名也先土干为前锋，出兵北征。二十五日，进至隰宁（今河北沽源南），获悉阿鲁台逃往答兰纳木儿河（今蒙古境内之哈剌哈河下游），明成祖令全军急速追击。六月十七日，进至答兰纳木儿河，周围300余里不见阿鲁台部踪影，遂下令班师。七月十八日，明成祖在回京途中病死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

明成祖五次亲征对盘据在漠北的北元残余势力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个部落的战争。致使蒙古势力进一削弱，维护了明朝边境的安宁，同时也使明朝精疲力竭，明成祖朱棣亦在第五次亲征得胜回朝途中病死。

虽然明成祖北伐之后明朝无论在国力还是在军事方面，都据有绝对的优势，但问题却出在了撤大宁都司、三降城、东胜卫、威虏卫、威远卫等漠南诸卫的事情上。朱棣雄才大略，自然知道大宁诸卫所的重要性，他在永乐八年第一次北征时对金幼孜等人说：“今灭此残虏，惟守开平、兴和、宁夏、甘肃、大宁、辽东，则边境可永无事矣。”但他还是觉得撤漠南诸卫集中兵力消灭北元才是一劳永逸，何福曾请求朱棣复置东胜卫，但朱棣仍然不以为然，只在此年九月给何福的批复中写道：“尔奏欲立东胜卫，此策甚喜，须俟镇虏、定边，诸卫皆定然后立之，则永远无虞。”朱棣认为设置卫所是要等到明军消灭岭北行省的残元势力继承确定元朝的北方边界后再办的事情，但是由于明成祖病死在了北伐的路上，当年洪武帝在漠南设置的诸卫所皆未来得及恢复。宣德时，北方游牧民族通过卫所旧地对明朝的威胁日增。

明朝对蒙古封建主虽然也封以王位等，同时给印、授敕、赐衣，允许世袭，但并没有改变蒙古贵族的封建游牧制度。因此，蒙古各部的分裂状态依然如故，这是蒙古各部不断与明朝抗衡的重要原因。而后金皇太极继位以后，为了确保对蒙古的控制，逐步地、然而也是坚定地在蒙古实行了划分牧地、编旗设佐（佐领）、更定爵秩、军令政令统一等一系列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君臣、主从关系。^[8]

明朝士兵五次北伐的主要特点，在明军方面，深入漠北，后勤补给比较困难，劳师远征，只宜速决，不利持久作战。朱棣深知此种作战特点，所以，每次亲征，均作了比较充分的兵力和物资准备，如事先征集重兵，在兵力对比上形成绝对优势。在粮饷上，制造武钢车，提前作好进退的全局准备。朱棣作为皇帝，一国至尊，能够躬亲行阵，为消除边患，先后五次亲征，这在历史上，实属少见。而且他知人善任，创立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五军营制，和专门使用火器的特种部队神机营，神机营发挥了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优势，逐渐成为明军的先锋部队，对蒙古军造成了一定的震慑；治军严，赏罚明，颁布军中赏罚令，设置传令纪功官和督阵官，“六师入关有践田禾取民畜产者，以军法论”；而且精通韬略，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使其互相牵制，以利各个击破。这些都是明军致胜的重要因素。明成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亲征漠北蒙古诸部汉族皇帝。

在元蒙残余势力方面，不利因素是内部不统一，与明军相比，力量众寡悬殊，因此，只宜利用游牧族军队长于骑驰的特点，与明军周旋，而不宜轻易与明军决战。鞑靼部阿鲁台在第一次抗击明军亲征失利后，总结教训，在以后多次作战中，均采取机动避战的军事策略，避免了在战场上遭受重大打击。正如《李朝实录》载:“ 中山阿禄（阿鲁）大王使人曰:大军自东逐我则我乃西走,自西逐我则我乃东走,终不与战。

五次亲征蒙古的明成祖朱棣明朝方面：明朝建都之议在太子朱标死后就暂停了，由于关中地区有黄河天险为锷，而燕云十六洲的天险在漠北和林，所以明成祖北伐本身也是永乐迁都计划的一部分，并通过远征集中漠南诸卫所兵力把燕国打造成全中国军事政治中心。明成祖五次千里出师，远征漠北，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第三次亲征前，户部尚书夏原吉、兵部尚书方宾等人以为频年用兵，戎马资储丧失不少，且粮储不足，不宜兴师。但是，这五次出征在当时也有效地打击了蒙古贵族势力的侵扰破坏，保障了边境的安宁，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进一步巩固中央政权的统治地位。也有人指出五次北征是明成祖好大喜功的产物。五次北征，劳而无功，反导致明朝国库空虚，民族关系恶化，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岭北方面：岭北行省失去中原的支持后又回到了单一、脆弱的游牧经济。“北虏散处漠北，人不耕织，地无他产。虏中锅釜针线之日用，须藉中国铸造。铀缎绢布之色衣，惟恃抢掠”，“不能不资中国以为用，在不能够从明朝以和平贸易方式取得所需物资的情况下，蒙古人的生活陷入极大的困难之中。例如，他们缺乏布帛绢缎，“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又如，他们缺少铁锅，“生锅破坏，百计补漏之，不得已至以皮贮水煮肉为食”。类似的记载史不绝书，以至于明人也于心不忍，“其瘦饿之形，穷困之态，边人共怜之”。

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明朝伟大的永乐皇帝所贯彻的政策，即为了打倒忽必烈家族而扶持年轻的发展中的卫拉特势力，是在他死后才见效的。”但明宣宗放弃战略机遇，“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宣宗施行明宣宗巡逻，导致宣德五年瓦剌首领脱欢密遣麦克零部落迎脱脱不花，宣德八年脱脱不花被脱欢立为大汗。脱欢以脱脱不花汗的名义统一安乐王、贤义王及和宁王所部，并联姻忠顺王，逐渐侵蚀明朝边界，明英宗君臣志在重新振兴。朱祁镇在正统三年、正统六年、正统九年、正统十四年所发动的四次大规模北伐。在第四次北伐中明英宗因情报系统失灵战败被俘。

传统史学界认为明成祖第一次北伐一共调动了50万兵力。通过对原始史料的分析以及军粮调动、军粮消耗的计算，论证明成祖第一次北伐军队人数不可能有50万。同时也通过对原始史料的分析，考证出明成祖第一次北伐作战人员只有3万多人。

明代金幼孜所撰《北征录》、《北征后录》以及杨荣所撰的《北征记》等笔记中不乏生动地记载了明成祖对蒙古部落的几次北征期间成祖的言行，行军作战情况,以及行军路程、山川胜迹、见闻趣事等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