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

郑国，中国西周末至战国初重要诸侯国。始于前806年，亡于前375年。最初封地在陕西省凤翔一带，后迁到陕西省华县一带，周平王东迁时的郑国迁至河南新郑一带。

郑桓公初封于郑县，也称西郑，今在今陕西省华县境内，随着考古学

发展，一些西周时期的青铜铭文逐渐出土，郑地多认为是今泾河之西一带，郑桓公初居棫林，即今陕西省 凤翔县雍水以北，秦都雍城遗址及其附近地区，后徙拾，即汉代京兆 郑县，今陕西省 华县一带。郑桓公于周幽王时任司徒，觉得见王室多故，大难将至，遂迁徙其民于 东虢国和 郐国之间，今河南荥阳一带。后来郑桓公死于国难，他的儿子郑武公灭东虢国和郐国，定都于溱洧间，今河南新郑郑韩故城，仍用郑名，后人为区别始封之郑称之为新郑。

郑县城东濒溱水，南临颍淮，西靠隗山，北靠黄河，位于中原腹地，依山傍水，气候温润，土地肥沃，适合居住，利于农业生产，战略位置方面可攻可守。不仅处于郑国之中，而且距当时的“天下之中”洛邑不远，水陆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为往来必经之地。

郑国东迁立足于中原之后，二代君主 郑武公灭虢、郐等十邑后继续扩张 领土，确    立了郑国“前颍后河，右洛左济，主芣、騩而食溱、洧”的基本版图。三代君主 郑庄公在位期间，郑国的扩张达到顶峰。其疆域达至东有汴梁，南包 许昌，西距虎牢，北越黄河，略有今河南北部半省之中部，地处当时‘天下’的中心，纵横约一、二百里之间。“其地有开封府之祥符、兰阳、中牟、阳武、鄢陵、洧川、尉氏、郑州、河阴、汜水、 荥阳、 荥泽，凡一州十一县。亦兼涉杞县，与楚接界。陈留与陈接界。封丘与卫接界。许州府为所夺许国之地。禹州为栎都。汝州之鲁山、郏县本楚以饵郑，旋复为楚夺。又阑入 卫辉府之延津县，河南府之登封县、巩县、偃师县，陈州府之扶沟县。怀庆府之武陟，归德府之睢州，其地俱在今河南一省。其阑入直隶大名府之长垣县者，为祭仲邑。东明县有武父地，仅弹丸黑子而已。”总体来说，东至牛首（今 陈留镇西南、 通许县东北的牛首城），东南至 鄢陵、 扶沟，南至 许昌、 临颍，西南至 禹州市，西至 颍水上游，北至 虎牢接黄河，拥有今河南省中心腹地地区。

鄢，《春秋·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鄢即鄢陵，故城在今河南省 鄢陵县西南 40 里 。

制，《左传·隐公元年》：“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制，故城在今河南 汜水镇。

京，《左传·隐公元年》：“（武姜为段）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京，故城在今 荥阳县东南二十余里。荥阳市豫龙镇的一个自然村发现的东周城址被认为即是郑国的京邑。

廪延，《左传·隐公元年》：“大叔又收贰（西鄙北鄙）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廪延，今河南省 延津县北而稍东。

颍谷，《左传·隐公元年》：“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颍谷，今 登封市。

长葛，《春秋·隐公五年》：“宋人伐郑。围长葛。”也是叫繻葛，《左传·桓公五年》：“（周与郑）战于繻葛”，长葛（繻葛），在今河南 长葛县偏北。

旧许，《左传·隐公十一年》：“公会齐侯、郑伯伐许。” 许，今河南 许昌东 30 里。虽然没有灭许，但许已被郑国控制。直至鲁成公十五年，“许迁于叶。” 顾栋高说：“成十五年许畏郑，请迁于楚，楚迁许于叶。而许之旧都尽归于郑，郑人谓之旧许，襄十一年诸侯伐郑东侵旧许是也。

祭，《左传·桓公十一年》：“初，祭封人仲足有宠于庄公。”祭，今河南省郑州市东北。

牛首，《左传·桓公十四年》：“宋人以诸侯伐郑，报宋之战也。焚渠门，入及大逵，伐东郊，取牛首，以大宫之椽，归为卢门之椽。”牛首，今陈留镇西南十一里牛首乡有牛首城，即在今 通许县稍东北。

梧，《左传·襄公十年》：“晋师城梧及制。”梧，此处制当是狭义的制即虎牢，梧地近虎牢，也包含在广义的制即今 汜水镇当中，所以梧最早在武公时期，最晚在庄公时期已经属于郑国。

启封，又称开封城，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载：“京师开封县，其城本郑庄公所筑。昔卫之水有浚，浚之地有仪封人，掌仪地之封疆，郑人而城焉，此其始也。”故城位于今 开封县 朱仙镇东南 3 公里的古城村，北距开封市约 25 公里。 启封始建于春秋郑庄公时期，以“开拓封疆”之意命名。汉初避景帝刘启之讳改。

而今，郑国后人分布甚广。

郑国后裔是当今中国大部分郑姓，段姓的先祖。

初封与东迁  

桓公三十六年（前771年）,犬戎杀死周幽王和郑桓公，桓公之子武公即位，继位的郑武公攻灭郐和东虢国，建立了实际独立的郑国，定首都为新郑。武公在位二十七年去世，儿子庄公登基。郑武公和郑庄公都是周平王手下的卿士，很好的控制了自己属下卿大夫的势力，在春秋初年，郑国非常活跃。甚至，一段时间之内，强大的齐国也对郑国礼让三分，曾跟随郑国讨伐宋国，甚至求助于郑国。庄公时代郑国内部肃清了反叛势力，外部灭了许国，败了宋国，还射中了周天子桓王的肩膀，是当时最强盛的国家，史称“郑庄公小霸”。庄公在位四十三年去世。儿子厉公驱逐世子忽自立为君。厉公在位二十八年间，郑国大乱，从此郑国日益衰落，齐国逐渐取得有利地位，开始控制周边小国。厉公下传两代到了穆公，以后郑为晋、楚两国威逼，几乎年年不得安宁。穆公下传两代到襄公时期，楚国曾攻占郑国，襄公忍辱存国。襄公下传四代到简公时，郑国任用子产为相执政，铸造刑鼎，发展经济，救助百姓，因而郑国重新富强。前806年，周宣王封弟王子友于郑，是为郑桓公，郑桓公治民有方，前774年担任周王    室司徒，前773年郑桓公看到王室多故，感觉大难将至，问计于太史伯后，派遣其子公子掘突迁徙其民于 东虢国和 郐国之间，前771年郑桓公死于犬戎之乱。二代君主郑武公保护周平王东迁，并借机灭掉东虢国、郐国、 胡国，把郑国迁至河、洛、济、颍之间，开辟了郑国发展的新道路。武公在位期间积极开疆扩土，为郑庄公小霸奠定了基础。

郑庄公小霸  

第三代君主郑庄公“克段于鄢”，成功的处理了内政方面的问题，实现了国力的统一，从而为争霸中原奠定了基础。当时郑庄公还是周平王的卿士，权利非常大，这也为他借周王名义讨伐不听话的诸侯创造了条件。前721年，即平息叔段叛乱的第二年，郑庄公就发兵攻打近邻卫国，从此走上了扩张的道路。

周王室东迁，主要依靠郑国和 晋国的力量，故周郑关系甚密。但随着郑国日益强盛，周平王担心朝政大权被庄公操纵，遂刻意削弱庄公的权力，准备将一些事权交虢公掌管。庄公怨恨平王，平王畏惧庄公，只好否认此事。但庄公不信，于是“ 周郑交质”，也就是各自把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交于对方。庄公二十四年（前720），周平王去世，周桓王继位。庄公先后两次派兵强割周王室温地（今河南温县）、成周（今河南洛阳东）的庄稼以示威。周桓王对庄公的做法十分恼火，对郑亦采取强硬态度。前717年，郑庄公朝周，周桓王故意对他无礼，以为报复。随后又任命虢公为周室右卿士，以分庄公之权。多心计、善谋略的郑庄公意识到此时与王室交恶对自己并不有利，便改而采取忍让态度。同时，励精图治，开疆扩土，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

前714年， 北戎部落乘中原诸侯国连年混战之机，南侵郑国，郑庄公亲自率军抵御。当时北 戎兵骁勇善战，而地形又不利于郑国兵车作战，庄公甚为忧虑。公子突详细分析了戎军“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而不让，败不相救”的弱点，认为应采取伏设诱敌的办法，分而歼之。郑庄公觉得此计甚善，于是分三处埋伏，命大夫祝聃率一支勇敢而不刚强的部队先出阵求战，和敌人一接触就佯败退走。戎兵不知是计，被诱入郑军埋伏圈。郑国三处伏兵把戎军分为几段而攻之，使其首尾不得相顾，祝聃又率部反戈回击，造成前后夹攻之势。北戎后续部队无法相救，遭郑军伏击的北戎前军被全部歼灭。

前712年，周桓王试图大张王权。他行使两周时期天子予夺封邑的权力，用本不属于王室所有的苏氏十二邑换取郑之十邑，使郑国实际损失了 四邑。后又索性免除了郑庄公的左卿士职位，郑庄公于是不朝。

前707年，周桓 王统周军及陈国、蔡国、 虢国、卫国四国部队讨伐郑国。郑庄公率大夫祭仲、高渠弥等在繻葛（今河南长葛县北）列阵御敌。当时周军分为三个军阵，周桓王率领 左军和陈国军队力图征服郑庄公。郑庄公摆开了名为“ 鱼丽”的阵势，战车前冲，步卒后随，先打实力最弱的陈国军队，使蔡国和卫国军队畏惧而仓皇退出战场，然后集中兵力从两边合击周军，周师大败。周桓王被郑将一箭射中肩膀，忍痛勉强指挥军队逃出重围。祝聃要追逐活捉周桓王，郑庄公制止说：“君子不希望逼人太甚，何况欺凌天子呢？我们是自卫，国家能免于危亡就足够了。”战后，郑庄公为了表示尊王，还特派大夫 祭仲去慰问受伤的周桓王及其左右随从。

繻葛之战，箭射周天子，使周天子威信扫地，郑庄公声威大振。宋、卫、陈等宿敌都来求和，郑国成为当时中原最强盛的诸侯国。前701年，郑庄公与齐、卫、宋等大国诸侯结盟，俨然已是诸侯霸主。

郑庄公虽成功地镇压了太叔段的叛乱，维持了郑国的统一与稳定，可是他在位其间多内宠。立长子忽为太子，而其他庶子皆有宠，庄公一去世，郑国就陷入了君位之争（公子忽，公子突，公子亹，公子仪）。在近三十年的内乱中，郑国无暇顾及外事，郑庄公的小霸事业戛然而止。

大国争霸时期  

郑国内乱结束后，大国争霸的时代到来，先是 齐、 楚，后是 晋、楚，无论哪一方都把争夺郑国当做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郑国是大国争夺的主要对象，作为小国，为求生存不得不首鼠两端，朝秦暮楚，顾栋高说郑“贪利若鹜，弃信如土”，确实是郑国的无奈。

郑简公后期，晋、楚弭兵，此次弭兵持续了较长时期，郑国由此进入了和平发展期。但仍常受晋、楚的侵扰。郑国一直都是晋、楚争霸的前沿阵地，在两大国之间起到缓冲作用，晋、楚总体实力相当，双方都深知无力灭掉对方，直接接壤势必导致两国更加剧烈的冲突，因此，无论双方夺郑多么激烈，终春秋之世都没有灭郑。

七穆专权

七穆指 郑穆公的七个儿子子罕（公子喜）、子驷（公子騑）、子丰、子游（公子偃）、子印（公子舒）、子国（公子发）、子良（公子去疾），他们从公室分离出来另立宗族，即罕氏、驷氏、丰氏、游氏、印氏、国氏、良氏。 郑七穆与鲁之三桓、晋之六卿一样都是卿族执政。 七穆当权历经郑襄公至郑声公八个君主，前后长达一百五十年。

子产兴邦

子产（公元前 578—522 年），名侨，公子发子国之子、郑穆公之孙，为七穆成员。子产十四岁便能论政，青年时立为卿士，三十七岁开始执政，直至逝世。 子产为郑国中兴作出卓越贡献，是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内政方面，子产积极团结七穆，维护郑国的稳定；改良井田制度、赋税制度，促进经济发展；颁布成文法，加速法制化进程。外交方面，子产工于辞令，面对大国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维护了郑国的独立地位，赢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他执政的二十余年，郑国小有中兴之势。

郑国的灭亡  

郑献公、 郑声公时期的郑国在春秋末年的国际舞台上比较活跃。 鲁定公六年，郑国灭掉楚的属国许国。同年，周王子朝之乱，郑国趁机伐周之六邑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鲁定公八年，郑与齐、卫结盟，试图摆脱晋国，四年后，鲁国也加入郑、齐、卫的同盟。郑国支持晋六卿中的范氏、中行氏，《左传·衰公二年》载“齐人输范氏粟，郑子姚、子般送之”，范氏、中行氏与赵简子战于铁（今河南濮阳西北），郑助范氏中行氏，卫助赵氏。卫太子为赵简子戎右“望见郑师众，太子惧，自投于车下。”说明这时郑国的军队十分强大。铁之役中，郑军失利，只是损失了“齐粟”，军队仍拥有一定实力。 公元前 453 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郑国的历史接近尾声。这一时期，郑国共经四位君主：共公、幽公、繻公、康公，历时 79 年。战国初年，春秋末年的中兴为郑国积攒了一些力量，面对韩国的觊觎及屡屡进攻，能够多有反击。

战国时期的郑国，从内政方面来看很不稳定，哀公、繻公都是被郑人杀害，君权不稳，政局动荡。外部来看，三家分晋之后不久，韩国成为郑国最大的威胁。公元前 423 年 郑幽公刚刚继位， 韩武子就来伐郑，并杀郑幽公，韩国对郑已经虎视眈眈。 郑繻公十五年（公元前 408 年） 韩景侯伐郑，夺取雍丘，在今河南杞县。然郑国不甘示弱，于次年伐韩，败韩兵于负黍（今河南登封西南）。繻公二十三年（公元前 400 年），郑又围韩国的阳翟（今河南禹县）。从这段史事上看，战国初年郑国与韩国战争的主动权并没有集中于一方，双方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十五年后，韩再次伐郑，攻取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再十年，即公元前 375 年 韩哀侯灭郑，郑国从此消失于历史舞台。

郑国的少正（ 鲁国似也有此官），有时是“卿官”。有马师，似是管兵马库的官（鲁国也有此官）。有褚师（宋、卫也有此官），是掌市的官。

春秋时期

国君之下有“卿事（士）寮”、他们执掌着国家的大政。“ 卿事寮”之下有“诸尹”，“诸尹”之中最高的似为“大史寮”，似不止一人。又有“尹氏”、或称“内史尹”，或“作册尹”等（“ 太师”似亦即此官），他们都是执掌典册诏命之类的大官。又有“大保”，官阶也甚高。有“冢宰”和“宰”，似是掌王室家事的官。有“宗伯”，亦称“大宗”，是掌礼仪的官。“大祝”，是掌祭祷的官。有“冢司土（徒）”，是掌土地徒役的官。“司马”，是掌军赋的官。“司工（空）”，是掌建筑工程等事的官（司徒、司马、司空古或称为“三事”，职位很是重要）。三司之外有“司寇”，是掌刑狱警察等事的官，地位较低。又有“师氏”、“亚旅”、“ 虎臣”，是掌军旅的官。有“趣马”，是掌马的官。“膳夫”是掌王食和出纳王命的官。此外又有“里君”，似是地方之长。

郑国六卿为：当国（ 上卿）、为政（次卿）、 司马、 司徒、 司空、 令正。不设为政以司马为次卿时，第六卿为少正。郑的公族势力极大是个公族执政的国家，异姓都不强盛。郑国真称得起是当时盛行亲亲主义的模范国家了。自七穆掌权，郑伯就成为春秋诸侯中最没有权力的国君。这种形势的造成，是由于在位时间最长的郑文公“逐群公子”，加之此前昭、厉争立，三君被弑，致使公族无人，穆族坐大。春秋后期，郑国上卿由罕氏世袭。子产等人为政，并无实权。子产之所以能够有所作为，一是有罕虎支持，二是不得罪驷、丰大族。

郑国因近于周室，保守周制，也是个公族执政的国家。当春秋后半期，郑国因连受晋、楚两国军事和经济上的压迫，弄得民穷财尽，盗贼蜂起，甚至戕杀执政，威劫国君。同时卿族专横，互相嫉视，内乱迭起。所以郑国的内政比较他国格外难治。幸而“时势造英雄”，出来了一位很能干的政治家叫做子产，由他来勉强维持危局。子产也是公族出身，是子国的儿子。 子国殉了国难，他嗣位为大夫。因为他特别能干，被执政子皮看中了，把大权交给了他，委托他治理艰难的国政。他细心观察当时的国势，任用贤才，善修辞令，以应对诸侯。宽待贵族而以猛治民，严禁寇盗。同时开放舆论，以集思广益。他先后 曾定出了三种重要的制度：第一是划定都鄙的制度，制定田疆，开浚沟洫，设立五家为伍的保甲制度。

第二是创立 丘赋的制度（据说一百四十四家为一丘，每丘出兵赋若干，这与鲁国的改制相同），以增加国赋。

第三是铸造刑书，以镇压奸民。这第一点可以说是整理乡制，开发农村；第二点可以说是充实军备；第三点是成文法的公布。这三点都是针对当时郑国情势而建立的，是一种近于后世法家的政治计划。

晋国古都    鲁昭公六年， 郑子产铸造刑书，公布国中，这是 成文法典的初次公布。

春秋末年似乎又有私家制造刑律的事，如 鲁定公九年，郑执政驷歂杀了法律家邓析，却施用了他所作的竹刑。“竹刑”大约也是一种刑书，把条文写在竹简上的。据传说：邓析是一个擅长颠倒黑白、混乱是非的恶讼师，同时他又是一位大哲学家。

最有名的，是郑国的大 夫子产。他既博学多能，又能破除迷信，他曾经说过“天道远，人道迩”的话。他首先打破了一部分封建制度下的旧习惯，他的思想比出世稍后的大圣人 孔子还要开明。

上帝    郑国主要民族为华夏族（即汉族前身），还应该有少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少数民族。通用周部族的语言，和金文、 帛书、 简书等大篆文字。主要信奉 周礼和祖先崇拜。 郑国居民的的神祇世界大致是这样：

神  

封建社会之上有一个 天王，所以神鬼世界之上也有一位上帝。封建社会里有大小封君，都统属于天王，所以神鬼世界里也有大小神祇，都统属于上帝。上帝是一位有

意志、有人格的主宰，他很关心人间的事情，会得赏善罚恶，又会 命令人王统治全世界，据说他还是人王们的始祖呢。人王被称为天的儿子，所以天子服事上帝也应当像儿子服事父亲一般，应当时时刻刻把上帝放在心头，把最好的东西请上帝吃，把最好的娱乐请上帝享受。只有天子能够同天直接打交道，普通的人是无缘和上帝接近的。

日、月、星辰、山、川等在那时也已被当作神祇崇奉了。日、月、星辰的神能主使雪霜风雨的合时或不合时；山川等神又是水旱防疫等灾祸的主管者。他们多半也有 名字可查，如日神叫做羲和，月神叫做 常羲，

她们俩是上帝的左右夫人，日、月都是她们所产生的。商星的神叫    做 阏伯，参星的神叫做实沈，他们俩是上帝的儿子，原住在荒 林里，整天的打架，上帝看不过，把阏伯迁到 商丘，派他主管辰星（就是商星）；把实沈迁到大夏，派他主管参星；使得他们俩永远不能会面。又如封嵎山的神叫做防风，据说，古时大禹在 会稽山聚会群神，防风到得太晚，禹就把他杀死示威，因为他长得太长大了，他的骨节撑满了一辆车。汾水的神叫做台骀，他因疏通汾水和洮水有功，受了上帝的嘉奖，被封在汾水为神。山崩川竭，人们当作大灾兆看待，国君们是要举行种种 仪式以表示不幸的。此外还有许多各色各样的神祇，如火神叫做回禄；水神叫做玄冥；灶神叫 炎帝，能起火灾；宗布神（驱除灾害的神）叫做羿，能除去地下的百害；降福的神叫做勾芒；刑神叫做蓐收。他们都是些“人面鸟身”、

“人面虎爪”的怪物。

鬼  

人死了之后灵魂会变成“鬼”，鬼的地位虽下于神，但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也很爱管人间的闲事，和神一样会得赏善罚恶；因为他们比神更接近人们，时常会得出现，会为人的祸患，人们看见他是很害怕的。他们又会求食，求不到食也会饿，饿了就要作怪逼人去祭祀他们了（鬼神也同封建社会里的人一般，不大会迁移地址的）。

妖怪  

神鬼之外，又有妖怪。据说，木石的怪叫做“夔蝄蜽”，水的怪叫做“龙罔象”，土的怪叫做“羵羊”，妖怪的种类也很多了（各种灵物都会变成怪的）。

祭祀  

凡是鬼神都有受人祭祀的资格，那时的祀典是这样：祭上帝的礼唤做“郊”，一年一次；也把 天子的最有功德的祖先去配享，例如 周人的始祖后稷，一面是稷神，一面又是配天而享的太祖（鲁人祭稷为郊，所以祈农事）。社稷神都有专祠，无论大都小邑，都有 社稷坛；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有他们的社（国家的社称为“大社”或“冢土”，“土”即是“社”）；社稷好比 城隍庙或土地堂一般，时时有受祭祀的资格。祭山川的礼唤做“旅”或“望”，也是极重要的祀典；祭祀它们大约也有一定的时间和次数。山

川是神灵所聚的地方， 《山海经》里记着祭山川的礼数很多。据记载，只有天子诸侯才配祭祀山川。至于日、月、星辰以及其他的神祇的祀典，在当时自也有规定，但详细的制度已不甚可考了。从天子到士都有宗庙去祭祀他们的祖先（不同族类，鬼神是不享他们的祭祀的）。宗庙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合祭众祖的太庙（一称“大室”[？]以太祖为主），一种是分祭一祖的专庙。据说，除太祖和最有功德的祖宗外，寻常的祖宗的专庙，经过若干代之后，便因亲尽被毁了。祭祖宗的礼是最繁琐，顶重要的有“禘”、“烝”、“尝”等祭。禘礼在孔子时已不很明白了，据我们的研究，禘只是一种平常的祭祖礼。烝、尝大概是四时献新的祭礼。每年祭祖大致有一定的次数。三年有一次大祭，唤做“殷祭”。

诸神中最与民众接近的是“社”。大致每年春秋佳日有一次社祭的赛会。这时候，鼓乐、歌舞、优伎、酒肉和城里乡下的俏姑娘引诱得举国若狂。在齐国，也许因为民庶物丰，礼教的束缚比较轻，社祭的赛会特别使人迷恋：连轻易不出都城的鲁君也忍不住要去看看（社祭之外，只有年终合祀万物的“蜡”祭也具赛会的性质。据说举行蜡祭的时候也是“一国之人皆若狂”的）。国家每逢出兵打仗的时候，先须祭社，祭毕把祭肉分给将士们，这叫做“受脤”。得胜回来的军队要到社前献俘；有些国家有时且把最高贵的 俘虏当场宰了，用作祭品。战时“不用命”的人也在社前受戮。此外遇到大水、大火、日蚀和山崩等灾难，也须到社里去击鼓杀牲献币而祭。遇着人们有争执的时候，社更成为盟誓的所在。

占卜  

周人除用卜法以外，又造出一种“ 筮法”。筮法的详细情形已不甚可考了。我们只知筮的工具是用一种蓍草，它的兆象是用一种叫做“卦”的符号来表示。这些卦的起源怎样，到今天还是问题；不过我们知道，卦和蓍草一定有些关系。用两个卦叠合起来，便成功一个整卦。整卦八八相乘，共有六十四个。每卦的卦和爻，都有吉凶的应验。卦有卦辞，爻有爻辞；这类辞句古代一定很多，到后来纂集成一部书，便是今天所传 《五经》中的 《易经》。筮比卜的方法来得简便，所以在 周代筮的应用范围较卜为广。但那时人看筮法不如卜法的可靠，因之有“筮短龟长”的批评。

郑国是一个经济强国。但国土资源贫乏，“国小而逼”，是进出口贸易最发达的国家。手工业高度发达， 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手工业主要集中在新郑国都地区。郑国从建国初期开始确立了贸易立国的发展方针。 按照盟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 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的基本原则，让商人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进行自由贸易，为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创造了有利的国际市场条件。此后，郑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主要贸易对象为周、晋、楚、秦、齐等国家。

周人是以发展农业而强盛的 氏族，他们认了农神后稷为 始祖。从国王起“卑服即康功田功”，就因这样才得灭商而有 天下。

农产物

周人所用的 农具，据记载有“耒”（歧头的木器）、“耜”（耒下半圆形的刀头）、“钱”（刀形物，与耜相类）、“镈”（去草的农器）、“铚”（镰刀之类）等，大多是金属物制的。农产物重要的有“黍”（黄米）、“稷”（不粘的黍）、“稻”（米）、“粱”、“菽”（豆）、“麦”、“麻”、“瓜”等。种树最重要的是 桑。绩麻养蚕和织布织帛，是女子的专业。

方法

他们耕种的方法，第一步是刈草伐木，开草原为耕地，疏凿沟洫，以利灌溉。耕时用两人推耜以翻土，谓之“耦耕”。草除土翻以后，便按节候去播种和除虫，然后去莠壅土，谓之“耘”和“耔”。成熟之时便去收获。到了收获

郑国时代的工业情形，记载太嫌缺乏，只能知道 工人的聚集地在“肆”（工场），他们造成好的工艺品献给贵族，造成次的工艺品卖给人民。

如当时精细的彝器和兵器之类，恐怕非有专门的工人是不能制造的。

工人可以当做国际的贿赂品，可见数量必不很多。

农业维持了郑国时代的基本经济（这并不仅郑国时代如此，就是一直到了今天，这种情形也还未完全改变），同时商业在这时也稍发达了：“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是西周王室勉励商国遗民的话。“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像做生意，利息三倍，贵人们也懂得），也是 西周末年的情形。 郑国在东迁开国的时候，政府曾与商人立有盟誓：商人不能背叛国君，国君们也不强买强夺商人的货物；商人们有利市宝货，国君们也不得预闻。商人有了这种特定的保障，事业自然更容易发展。他们在那时已能守不二价的道德，所谓“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徵其辞”，便是说百姓用货物掉换资财的，不求过丰，明定出价格来。

郑国是春秋时商业顶兴盛的国家。郑国因为处在当时“天下”的中心，西到周，北到晋，东到齐，南到楚，都有郑国商人的足迹。他们在开国的时候，已与 郑君订有维护商业的条约。所以事业更容易发展。关于郑国商人的故事，如鲁僖公时， 秦穆公起兵袭郑之役，由商人弦高们解救了郑国的危机（事详第九章）。又当 鲁宣公的时候，晋国 大将知罃被楚人在 战场俘虏去，有一位郑国的商人，在楚国做买卖，要想把他藏在衣囊里偷偷地运走；计策已定好，还没有实行，楚人已把知罃放回；后来那商人到晋国去，知罃待他很好，同已经救了自己一样；那商人谦谢不遑，就到 齐国去了。

以货易货

郑国货币为布币。 布币是 黄河中游农业经济发达地区的一种农具“ 铜钱”演变而成的青铜铸币。可分为原始布、 空首布和平首布三个发展阶段。原始布其形如铲形，体形厚重博大，上端有短銎、肩部平直，保留了农具"铜钱"的一些痕迹，由于用途广泛，携带方便，常被人们作为交换的媒介物。 到西周晚期形体渐趋缩小，銎的下端退缩到“钱”身上部，原来“钱”身中部隆起的脊棱，变成了一道象征性的竖纹至布身下部，钱面也出现了文字和符号。

这类布钱是有农具向货币过度的一种形式，有明显的原始性。

铜钱

郑国时期这种原始布又演变为空首布，成为周、晋、郑、卫、宋等国的 青铜铸币。其形制主要有平肩、耸肩、斜肩三种类型。长銎上端多有一三角形星，其下一穿孔，其布身大都铸有一字，也有四字的，但出土较少，内容多为记地名、 吉语、数字等，开创了货币文字有地名的先河。平肩空首布铸行于周王室及晋、郑、卫等诸侯国内。斜肩空首布铸行于郑、晋、韩等地。 平首布是空首布演变而来，其首改为扁平，仅象征农具铲形的农具。钱面有地名和货币单位等钱文，如"釿""寽"等其形制有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 三孔布等。主要铸行于郑国时期的周王室、三晋地区（韩、赵、魏）、楚、燕、 中山等地。

郑国有10万军队，6万都聚集在都城里。郑国的军力当在鲁国之上。 春秋初年，郑国已有三军， 内战用的军队已达二百乘。三军外并有徒兵和临时添置的军队。其国军实力至少在千乘以上。 鲁襄公十一年，郑人赂晋兵车百乘。二十五年， 郑子展、子产带车七百乘伐陈，车数与 城濮之战晋车之数相等。

哀公二年，晋、郑 铁之战，晋将卫太子蒯聩登铁丘上观望 郑军，看见郑军很多，害怕起来，自投于车下。此战晋人以郑为大敌，可见郑国的 兵力自春秋初年到末年始终不弱（ 郑兵曾与晋、楚和诸侯联军开战，诸侯的兵甚至畏郑不敢越过郑境，反被郑军所败。郑国军力的强大于此可见）。

赋兵制  

兵制不可详知。大抵是寓兵于“土”和“民”的。“士”本是武士，他们的唯一事业便是习武打仗。至于普通人民，据说平时三季务农，一季演武，又在四季农闲的时候举行狩猎以讲习武事。三年大演习一次。遇到战事，便征士民为兵。至于平时国家的常备军大约就是些武士之类。

军队组织  

记载既凌乱，又缺乏。据保甲制是：五人为一伍，十伍（五十人）为一小戎，四小戎（二百人）为一卒，十卒（二千人）为一旅，五旅（一万人）为一军。这种记载至少可信为当时列国军队组织的一种影子。又据记载，车战：十五乘为一广，二十五乘为一偏，二十九乘为一参，五十乘为一两，八十一乘为一专，一百二十乘为一伍。这种制度也是“其详不可得闻也”！

战车之制  

战国以前用兵少称人数，多称车乘。每一乘的人数：一乘共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一乘的人数，连乘车者和步卒（每乘的甲士和步兵的分配似乎没有一定），确是三十人左右。郑国时人常说千乘之国，千乘是大国，大国三军，据旧说一万人左右为一军，那末一乘自当有三十人之数。

每乘兵车上的主力人员大致是三人：在左边的叫做车左，掌管 射箭；在右边的叫做车右，掌管持矛应战；在中间的是车御，掌管御马驰驱。但主将的戎车，却是将帅居中击鼓，御者居左，持矛居右。至于君主的车乘，因为当时某种习惯把左首当作上首，所以君主居左，御者居中，持矛居右。又一乘兵车上的主力人员，有时也不限于三人；有所谓“驷乘”，是四个人为一车上的主力，用以增加战斗的力量的。至一乘兵车所驾的马，大致是以四匹为常度。

徒兵  

戎车之外的步卒，有的杂在车队里；有的单以步卒组织成军，这便是所谓“徒兵”。《左传》记载 鲁隐公四年，宋、卫诸国联军把郑国的徒兵打败。又载襄公元年，晋国合诸侯的兵伐郑，又把郑的徒兵在洧水上打败。这是郑国的徒兵。郑国的徒兵大致是很有 战斗力的。

战阵  

郑有“ 鱼丽之阵”，以二十五乘兵车当光，五名步卒随后，为一队，卒承车的缺隙以为弥缝。这是一种很坚固的 阵势。

武器  

武器大致用 青铜制造。其种类略有戈、矛、剑、戟、刀、斧、钺等，大别为“击兵”（横击的兵器）、“刺兵”（直刺的兵器）、“句兵”（钩曲的兵器）三类。此外尚有 弓箭和石块，用以及远。甲胄干楯，用以防身。旗帜，用作标记。“钩援”（云梯之类）、“临车”（从上临下的车）、“冲车”（从旁冲突的车），用以攻城。擂鼓进兵，鸣金退兵。军队所住，除帐幕外，筑土自卫，是谓“营垒”。

武士制度  

武士

郑国时代的“士”便很像欧洲郑国时代一种“武士制度”中这种“ 武士”阶级（“士”的名词有广狭义的两种：狭义的“士”是指大夫士的“士”，便是武士阶级；广义的“士”是泛指一切的男子，便是士女的“士”。 案：狱官也称为“士”，古代兵刑不分，可证“士”即武士阶级）。本来郑国时代的教育制度是文武并重的，凡是贵族阶级的人都要受过射御的训练，所以武士制度在郑国时代便很容易起来。

武士阶级是贵族阶级的底层，他们虽没有大封邑，但也有食田或俸禄可以维持生活，是一种地位较高的团体（郑国时的下等武士生活并不富裕，甚至有几于饿死的人）。他们也分为几层等级：有的当官吏，有的当大贵族的卫士，有的当军队里的高级兵士。他们很讲究技艺和礼节，会行侠 尚义，同时又会讲自由恋爱。

最典型的武士，把荣誉看得重过安全，把信用责任看得重过生命；但同时他们又是 不拘小节的。

在郑国时，至少在孔子以前，平民阶级可以说除了从小受父兄们各行职业的专门训练以外，所受的国家教育只有打仗一事。所谓“礼不下 庶人”，他们只是受统治阶级的 奴隶训练。

《左传》

郑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教师的地位非常高，著名的有不毁乡校的故事等。 学制大概分为大学、小学二等；大学立在国都之内，小学立在乡邑和家中。学校所造就的人才，只是王子、公子和卿大夫士们的子孙。他们先进小学，然后循序进入大学（当时的学校又是议论朝政的所在， 《左传》载郑人游于乡校议论执政，所谓“人”当是朝廷上一班执事的人员）。

那时教育的课程大致分为文、武两项：文的教育的科目是书（文字）、数（计数）、诗、书、礼、乐以及其他的古典等。诗是祭祀用的颂神歌和当时 士大夫们抒情的作品，其中较多的还推各国流行的民歌。书是史官所记的诰誓等档案。礼是各国通行的仪节。乐是古代和当代的音乐（诗便是奏乐时所歌唱的词句）。

学校的“校”字似乎就从比较武艺的意义出来。除了上述文、武两项普通的教育以外，还有许多专门的科目，如卜筮、 历数等等，那是专门家所学的东西，似是父子相传，不授外人的。当时的贵族女子似乎也受过相当的教育，便是所谓“姆教”；至于制度如何，没有可靠的材料。

郑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哲学的国家，哲学成就也非常高，如《 冲虚经》，属于早期黄老道家的一部经典著作。追求一种冲虚自然的境界。在《冲虚经》的种种名言及寓言故事里，都体现了道家对精神自由的心驰神往，而它宏阔的神野、精当的议论和优美的文笔又使人领略到子学著述隽秀、凝炼而警拔的散文之美。

列子，本名    列御寇(“列子”是世人对他的 尊称)，中国战国时期郑国 圃田(今河南省郑州市)人。道家 学派的 杰出代表人物，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对后世哲学、文学、科技、宗教影响深远。著有《 列子》。

《列子》中的“ 天体运动说”“地动说”“宇宙无限说”等学说，都远远早于西方的同类学说， 唐玄宗于 天宝年间诏封列子为“ 冲虚真人”。

他一生 安贫乐道，不求名利，不进官场， 隐居郑地40年，潜心著述20篇，约十万多字，为早期黄老道家的经典著作。 《目氏春秋》与《尸子》皆载“列子贵虚”，但依《天瑞》，列子自认“虚者无贵”。彻底的虚，必定有无皆忘，消融了所有差别，也就无所谓轻重贵贱等等概念。现在流传的《列子》一书，在先秦曾有人研习过，经过秦火，刘向整理《列子》时存者仅为八篇，西汉时仍盛行，西晋遭 永嘉之乱，渡江后始残缺。其后经由张湛搜罗整理加以补全。现存八篇《 天瑞》《 黄帝》《 周穆王》《 仲尼》《 汤问》《力命》《 杨朱》《说符》。其中《 愚公移山》《杞人忧天》《 两小儿辩日》《 纪昌学射》《汤问》等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被誉为默察造化消息之运，发扬黄老之幽隐，简劲宠妙，辞旨纵横，是道家义理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中《 两小儿辩日》被编为小学语文人教版6年级下册第1课。列子一向低调，有所谓“子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可见真正做到了 老子所说的“和光同尘”的境界，故而列子在历史上的事迹也很少。

郑国音乐萎靡淫猥，有" 郑声"之称， 孔子便曾提倡"弃郑声"。

《论语》中两处“郑声淫”分别出自的《卫灵公篇》和《阳货篇》。《卫灵公篇》主要是围绕为人处事、治理国家两大方面而整理的孔子言论。孔子的学生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于是孔子回答了这么一番话：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戴周朝的帽子，演奏就用《韶》乐，抛开郑国的音乐，远离花言巧语的小人。郑国的音乐淫乱，奸邪的小人危险。在这里孔子把“夏时”“殷辂”“周冕”“《韶》乐”看作是治国之本，而把“郑声”“佞人”则当成了治国的大忌。显然，“郑声”是相对《韶》乐而言的。相传《韶》乐是舜时代的乐曲名，歌颂舜的功业。乐曲如黄钟大吕，击石明磬，格调庄严，舒缓悠扬。（是不是有点像哀乐呀？）。《韶》是孔子崇尚的正统音乐，也是孔子认为安邦治国的重要标志之一。“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篇》）“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篇》）可见孔子对《韶》喜爱之深。

而郑声则是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割据、天下无道的大背景下，在郑国民间流行的爱情歌曲。多为劳动着的乡民村女在田间地头或春游秋收时的应景之作，抒发青年男女的相思相爱之情。虽然今日之我们已无缘郑声，但就我们现在熟悉的情歌而言，多是节奏明快、曲调缠绵、爱也期期、怨也凄凄的抒情小调。这对于极崇《韶》乐，维护周礼的孔子来说，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孔子要求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周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篇》）明白了周礼在孔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对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篇》）的话就不难理解了。由此可见，孔子之恶应为 “郑声”，而非“郑风”。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得更明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是说，孔子给《诗经》三百零五篇都配了曲，弹琴歌唱它们，并让它们合乎如之韶武雅颂之类的正规音乐。原来，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诗经》就像我们现在的各类歌曲或戏曲一样，是有词有曲可以和琴而唱的。孔子爱《诗》、言《诗》、教《诗》，而且还唱《诗》，可见这里唱的这305首诗中是包括21首《郑风》的。所以，孔子所言的“郑声淫”就不会是“郑风”了。即使和《郑风》有关系，也应该是指 “郑风”之曲，而绝非“郑风”之词，仅仅是说它的曲调不合《韶》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