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桂森

　　男，1962年10月生，在读中山大学哲学博士生，副教授，惠州学院政法系副主任。1980年9月入江西师范大学政教系读大学本科。1989年9月考入江西师范大学攻读西方哲学史专业，社会历史观方向硕士学位研究生。1992年7月分配到广东惠州大学社科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

　　历任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原理、邓小平理论等。本人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不断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方向：以价值哲学为核心，一方面把价值问题与管理科学和管理理论相结合，作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发表不少有影响、有价值、有开创性的学术论文，得到了国内同行的认同；另一方面把价值问题与社会历史、现实问题相结合发表了一些有深刻见解的文章，获得了理论界的好评。

　　先后在《人文杂志》、《社会科学》、《现代哲学》等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其中多篇被国内有影响杂志全文转载；先后主持广东省高校95`人文规划项目《市场经济与我国伦理道德支持体系的研究》一项，惠州学院校立课题：《价值与科学革命》和《价值哲学及其明斯特博格价值思想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价值哲学、伦理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等。由于研究的成果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入选广东省“千百十”校级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广东省社科联第五届委员，惠州社科联第一届委员。

　　“强权打倒公理标．互在内地逞英豪，试观能征惯战者，杀来杀去是同胞”。这是1935年报刊上一首讽刺军阀混战的诗，解放前的旧中国，军阀混战，烽火连天，贪官横征，污吏暴敛，豪门强权，劣绅恶夺，土匪明抢暗劫。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真是“自古未闻类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在这水深火热之中，哀鸿遍野，饿殍载道，民不聊生，全国哪里还有一块安静康乐的土地？柏乡县地处冀南平原，虽然土地肥沃，人民仍受苦难。当时县内较为富有的寥寥无几，虽生活略为富裕，然树大招风，土匪凯觎骚扰，亦难安生，中等者只是聊可糊口，多数是室无余粮，面有菜色，不过勉强挣扎渡日子而已。

　　当时的时局，正处于东北沦陷后已四、五年之久，“七·七”事变之前夕，危机四伏。当时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会长、绥靖主任，兼河北省政府主席。日本侵略势力步步进逼华北，汉奸殷汝耕、陶尚铭在冀东组织伪“冀东自治政府”。内优外患，国事维艰，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二十九军某师上校执法处处长杨桂森被委任为柏乡县县长。

　　杨桂森，河北省晋县人．三十多岁，中等身材，面庞清瘦略有微麻，看来是一个相貌不压众，仪容不惊人的平凡人。可是他的作风却与以前历任县长迥然不同。前任县长姜萃俭，是个烟客．整天喷云吐雾躺在烟榻上与烟灯打交道。而杨桂森却是点酒不饮，支烟不吸，他衣着朴素，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对于旧官场中的习气，深恶痛绝。他不仅自己这样，而且对于属下亦约束甚严。

　　旧时代的县官，称之为“父母官”、“县大爷”，而县官本人也俨然以民之父母自居，高高在上，作威作福，民畏之如虎。但杨桂森在旧官吏中可称之谓一个廉吏，他在衙斋室内是挂着他自拟的，请本县城内书法家吕润三写的一幅对联：“不忘国耻，常怀民情”。中堂是他转托人请尧山县唐际云画的一幅醒狮图，画卷醒狮昂首摇尾，雄姿威严。从他悬挂的这幅中堂对联内容来看，也可暗示了他的思想境界。

　　杨桂森善于听讼访察民情，他经常不带勤护人员单独一人在街巷闲逛，与百姓攀谈闲聊，了解民情，倾听意见。他善于听讼调解民事，事必躬亲。过去的衙门，一般百姓是不易进的。俗言“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可是杨桂森却同情劳苦百姓，一扫陈规。有次，东路村一位农民尹某为田边地头之事与地邻相争，来城告状，找不着写状纸的“代书”，正徘徊间，适在街上遇见杨桂森，这时路旁认识杨的某人向这位农民介绍说：“这位就是县长”。这个农民赶紧上前向杨施礼，杨则急忙相搀，略问惰况后，就对这位农民说：“你可直接去衙门里找我”。事后，这位农民的讼事，经他详细了解情况后，得到了满意解决。

　　杨桂森崇尚节俭，厌恶奢侈，他本人衣着朴素，夏则草帽、灰布大褂、足蹬布鞋，冬则毡帽、棉袍棉鞋。有次，他在县城南门口遇到南张村村长张某，这位村长身穿绸衫，头戴巴拿马式草帽，这时，他迎头冲着这位村长规规矩矩弯身一躬，施了个礼。张某认识这位县长，当时惊慌失措，忙不迭地还礼，杨向张某问道：“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行礼吗？”张答说不知道，杨说：“我不是冲着你是个村长给你施礼，而是给你的这身绸子大褂施礼的”。弄得这位村长面红耳赤，尴尬难堪。

　　杨桂森执法很严，到任后首先是澄清吏治，严禁烟赌，对违禁者严惩不贷。仅一次就处决了卖大烟、吸大烟的东小京、西南鲁等村的郝老书、回某某等七名烟犯。事后．他到监狱视察，有一犯人正在挑水，见杨来到，就向杨叩头求情，询问本人事情何时能够解决。杨问他叫什么名字，犯人答道叫裴超群，杨啊了一声，遂回答说：“明天叫你出去”。事情是杨桂森将这个卖大烟的烟犯给忘记了，经裴一提，忽然忆起，第二天就将裴超群给枪决了。还有县城内有一个姓胡的头面人物，窝娼聚赌，贩卖大烟，历来结交官府无人敢惹。可是杨桂森不听邪，不纳贿，胡某不敢器张，悄声匿迹，外逃他乡。后来连病带怕客死于赞皇县。对于聚赌，只要抓住必定严罚，铁面无私。经过他这样雷厉风行地严厉打击，大刹了县境内的烟赌风。

　　县城内南街路东有一宋姓老夫妇开着一间钱铺，家中有一聋一哑儿，生意倒也不错。有一天夜间钱铺被抢，铺主宋某被刀砍伤，抢走钱财若干，当时东北军六十三军军长冯占海率部驻扎在高邑、柏乡一带．柏乡驻扎着一个团，团长叫王化九。案发后，经过侦察了解，系机枪连两名士兵所为，杨桂森经与王化九联系，将这两名士兵抓获予以惩处。县境内如果发生抢劫案件，杨必严饬警团人员并请驻军协助剿办。经过两年间的治理，本县治安大为好转，趋于安定。杨桂森在西北军某师军法处任上校军法官时，便以办事认真，执法很严，毫不询私著称。有次，有某团团长的一个亲信，因敲诈一个小商贩被杨遇见，杨即将他带回处理，某团长亲自找杨说情，杨坚持依法办事，处分了这个人，赔偿了小商贩的损失。

　　杨桂森在柏乡两年期间，不但严禁烟赌，稳定治安，并且很注重城镇环境整洁卫生。过去南北大街不仅街道狭窄，而且两旁住户都是将炉灰垃圾往街中心倾倒，弄得街道又脏又乱，尤其是大雨之后，更是泥泞难行。杨桂森到任后，将街道作了清理，在原有的基础上把街道开扩了一些，两旁分植树木，绿化环境，每户门前都设置了水缸，刷成蓝色，并用白色写上“太平水缸”四个大字，缸内经常蓄满清水。规定每天每户必须打扫干净门前街道，并用清水泼洒。街道绿树葱葱，清洁卫生，环境焕然一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于阴历九月初十日（公历11月13日）黎明侵占县城，杨桂森于是夜率领警、团、属下人员撤离县城南下，辗转于抗日烽火之中。

　　解放前的旧官吏中，这样的官吏寥若晨星，深值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