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全家合影(左二为沙汀)1904年,沙汀出生于四川安县。7岁开蒙读私塾。少年时期经常出入于四川西北的城镇乡间,谙熟地方军阀和毫绅们的腐败情形。
1922年进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接受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思想并广泛爱好新文艺。
1926年,毕业后曾赴南京、北京,求学不成返回四川。
1927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故乡从事革命活动。不久,成都发生二一六惨案,他隐蔽一段时间后,1929年流亡到上海,与省一师同班同学艾芜(汤道耕)相遇,共同走上文学道路。
1931年,写出第一篇小说《俄国煤油》后,曾与艾芜联名写信给鲁迅先生求教小说的题材问题。
1932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随即加入“左联”,成为“左翼文学新人”之一。以后陆续发表《丁跛公》、《在祠堂里》、《代理县长》等作品,着力表现真正熟知的四川农村社会。
1987年,巴金和沙汀在成都。图据《新文学史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即回川。
1938年秋,与何其芳、卞之琳共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主任。
1939年春天,沙汀随同贺龙师长来到了河北,与战士们一道引吭高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不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记贺龙》,将八路军的英武神勇描绘得淋漓尽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的抗日决心。“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至此,沙汀的创作上到了一个巅峰期,不久创作出了他的长篇力作三部曲《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为新文学运动又添加了几枚秦砖汉瓦。
1940年,回重庆发表短篇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此作对国统区乡镇统治者之间围绕兵役的勾心斗角,做了辛辣的讽刺。这时的作品还有《磁力》、《联保主任的逍遣》、《老烟的故事》、《堪察加小景》等。
沙汀自传1941年,皖南事变后避居故乡山区,写出《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3部长篇以及其他作品。《淘金记》写大后方地主劣绅为发国难财争夺金矿而引起的内讧。这一时期的短篇《范老老师》、《呼嚎》、《医生》等,表现人民争民主、反内战的新主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沙汀担任全国和四川省文学界的领导工作,同时继续创作,写了《卢家秀》、《你追我赶》、《老邬》等,转而歌颂新型的农民。并着力于筹建川西文联、西南文联。
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同年调任北京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1]
1955年,回川后任四川文联主席兼任《草地》主编。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粉碎“四人帮”后重新执笔,以不凡的创作活力连续发表中篇小说《青·坡》《木鱼山》《红石滩》。晚年以顽强的意志撰写《回忆录》。
1978年,奉调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率领作家及研究人员赴各地考察、研究,直到1980年才辞去文研所所长职务。
1979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暮年回到四川成都,于1992年12月14日病逝。[4][5]
沙汀作品《俄国煤油》,写于1931年4月,最初收入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
《莹儿》,写于1931年10月,最初收入《法律外的航线》。
《码头上》,发表于《文学月报》第1卷第4期(1932年11月15日),收入《法律外的航线》。
《恐怖》,写于1932年4月,初收入《法律外的航线》,又收入1980年版《祖父的故事》。
《法律外的航线》,写于1932年8月,收入同名短篇集。
《法律外的航线》(短篇小说集),上海辛恳书店1932年10月初版。
《土饼》,发表于《现代》第三卷二期(1933年)。
《老人》,《文学》第1卷2号(1933年8月1日)。
《丁跛公》,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46期(1935年4月7日),又收入《大公报·文艺丛刊》(1936年8月)。
《凶手》,《文学》第4卷6号(1935年6月1日)。
《赶路》,《创作》创刊号(1935年7月15日)。
《兽道》,《光明》创刊号(1936年6月10日)。
《苦难》,《文学》第7卷1号(1936年7月1日)。
《在祠堂里》,《文学界》创刊号(1936年6月)。
《灾区一宿》,《光明》1卷2号(1936年6月25日)。
沙汀《土饼》(短篇小说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7月初版。
《代理县长》,《国闻周报》第14卷第1期。
《航线》(短篇小说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2月初版,为《法律外的航线》的新版本。
《龚老法团》,《光明》2卷11期(1937年5月10日)。
《苦难》(短篇小说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7月初版。
《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文艺阵地》1卷5期(1938年6月16日)。
《堪察加小景》,《文艺突击》(1938年11月1日)。
《联保主任的消遣》,《文艺战线》1卷2号(1939年3月16日)。
《随军散记——我所见之一个民族战士的素描》(报告文学),知识出版社1940年11月重庆初版。本书曾以《我所见之贺龙将军》为名,由新时代出版社1950年出版。
《磁力》,《抗战文艺》7卷2、3期合刊(1941年3月20日)。
《老烟的故事》,《文艺阵地》6卷1期(1941年1月10日)。
《在其香居茶馆里》,《抗战文艺》6卷4期(1940年12月1日)。作家出版社1959年12月、1960年二次列入“文学初步读物”中出版。
《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抗战文艺》7卷1期(1941年1月1日)。
《公道》,收入《十人小说集》(沙汀等著,1943年7月重庆文聿出版社初版),后收入沙汀短篇小说集《小城风波》。
《艺术干事》,写于1941年6月,收入短篇小说集《小城风波》。
《淘金记》(长篇小说),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5月初版。
《模范县长》,《文艺杂志》1卷1期(1942年1月15日)。
《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文艺杂志》一卷三期(1942年3月15日)。
《磁力》(短篇小说、论文集),系艾芜主编《文学丛书》之一。1942年9月三户图书社出版。
《闯关》(中篇小说),建国书店作为“当今文艺丛书”之一于1945年6月初版。
《奇异的旅程》(即《闯关》),重庆当今出版社“当今文艺丛书”之一(1944年5月初版)。
《小城风波》(短篇小说集),重庆东方书社发行“东方文艺丛书”之一(1944年4月初版)。
《困兽记》(长篇小说),重庆新地出版社1945年4月、1946年出版。
《替身》,《文哨》1卷3期(1945年10月1日)。
《呼号》(即《呼嚎》),《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1卷2期(1946年1月20日)。
《范老老师》,1946年1月9日、10日《新华日报》。
《播种者》(短篇小说集),上海华夏书店1946年2月、8月两版;复兴书店1946年亦出版。
《兽道》(短篇小说选集),群益出版社1946年4月出版。
《催粮》,《萌芽》1卷1期(1946年7月15日)。
《烦恼》,《人世间》复刊第1期(1947年3月20日)。
《意外》,《大公报·星期文艺》第61期(1947年12月7日)。
《还乡记》(长篇小说),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7月初版。
《呼嚎》(短篇小说集),新群出版社1947年、1950年出版。
《钟敖》,写于1947年11月29日。收入短篇小说集《医生》。
沙汀艾芜《选灾》,《小说》1卷1期(1948年7月1日)。
《堪察加小景》(短篇小说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8月出版。
《医生》,写于1949年11月。
《炮手——蒋管区生活实录》《小说》4卷1期(1950年5月1日)。
《酒后》,《小说》4卷4期(1950年11月1日)。
《减租》,《大众文艺》1卷1期(1950年5月)。
《医生》(短篇小说集),上海海燕书店1951年5月出版。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9月出版。
《谈谈人物的创造》(论文),《西南文艺》1953年第6期。
《沙汀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9月初版。
《堰沟边》,《人民文学》1955年7月号。
《卢家秀》,1955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过渡》,《人民文学》1955年12月号。
《老邬》,《人民文学》1957年5、6期合刊(1957年5月20日)。
《摸鱼》,写于1957年3月6日,发表于《文艺月报》1957年第6期。
《开会》,《收获》总第一期(1957年7月)。
《在牛棚里》,《人民文学》1957年9月号。
《夜谈》《人民文学》1958年11月号。
《沙汀选集》(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月出版。
《过渡》(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3月初版,1963年二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初版。
《欧么爸》,《人民文学》1959年12月号。
《漫谈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峨眉》1960年第1期,转载于《人民文学》1960年3月号。
《作家的责任》(论文),1960年8月3日《光明日报》。
《你追我赶》,《人民文学》1960年10月号。四川人民出版社收入“文艺小丛书”,于1961年7月出版。
《假日》,《上海文学》1961年2月号。四川人民出版社收入“文艺小丛书”,于1961年7月出版。
《夏夜》,写于1961年6月15日。
《一场风波》,写于1963年2月至6月21日。
《煎饼》,写于1964年4月14日。
《青枫坡》(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出版。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创作谈),《收获》1979年第1期。
《过渡集》(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
《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通信》(文艺评论),《文艺报》1980年第4期。
《敌后七十五天》(回忆录),《收获》1981年第2期。[5]
沙汀作品(4)沙汀以他所熟悉的四川西北部农村为背景,包括上世纪20年代后土地革命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风云变幻的伟大时期,镌刻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关注四川农村广大农民的悲苦命运,揭露和讽刺当时农村基层政权和恶霸势力的腐朽和猖獗,表达了对沉沦于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的同情,真实地传达了人民群众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共同呼声。
在题材的选择选择上,沙汀曾求教于鲁迅先生。鲁迅主张题材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在鲁迅先生的点拨下,沙汀在小说创作中总是选择自己最熟悉的有意义的材料,经过加工提炼,截取最有意义的生活的一个侧面,展示具有时代特点的生活画卷,体现了现实主义艺术特色。
短篇小说《汉奸》、《撤退》等,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为题材,揭露了当时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反映了民族的危亡;短篇集《土饼》、《苦难》、《播种者》等,或揭露旧政权兵役制度的内幕,或抨击基层政权的腐败黑暗,或控诉发动当局草菅人命的血腥罪行,或嘲弄地主豪绅、流氓地痞的卑劣行径;《范老老师》、《呼嚎》等,传达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民众强烈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共同呼声;《医生》、《选灾》、《意外》、《酒后》等,表现了解放战争后期,土豪劣绅们惊惶不安、地方官吏们色厉内荏的本相,预示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长篇小说《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在题材上同样是国统区农村中常见的人和事。《淘金记》通过一个极为普通的淘金的故事,把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的斗志、保甲制度的腐败、旧政权的反动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困兽记》通过一次小小的演剧活动失败,表现了发动当局压制抗日活动的重大主题,同时展现了一群乡村知识分子在重重苦闷中所作的“困兽犹斗”的挣扎;《还乡记》通过普通的“笋子事件”,开掘题材主题,从阶级对立的角度,揭露抗战痼疾,针砭时弊。
沙汀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个性典型、形态鲜明,倾向性与真实性统一。
沙汀小说塑造了四种主体人物形象,即贫苦农民,县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县镇官吏,农村土豪劣绅、地痞流氓。随着当时时政的发展,也塑造了一些抗日根据地领导干部、军人、革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等积极正面人物形象。在这些不同的人物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各自的阶级特征,即所属阶级的共性,同时又可以看到形态鲜明的“活人”,即不同人物的个性。既带有倾向性,又不将人物作为阶级的图解。将深入社会历史本质的概括与对生活的真实描绘结合起来,使人物形象个性形态鲜明又有深刻概括意义。
在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绝非千人一面,也不是将他们“漫画化”,而是如实地写成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物。如同是联保主任的龙哥、方治国、彭痰,性格形象却迥然不同:一个做过土匪、性情粗野、残暴,一个团总出身、是讲究谋略的“软硬人”,另一个则是子承父职,处事老练的“老江湖”;同是农村土豪劣绅,有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却仍然是反动政权智囊和神经的白酱丹。有火爆性子、粗鄙下流的邢幺吵吵。有充满趣味,却逼得小粮户上吊的丁乡约;同是县长,有性格乐观的代理县长贺熙。有因贪污军粮下狱,个性迂阔的“模范县长”。有扬言要整顿兵役,实则是罪魁的“新县长”。
在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不是脱离实际地进行“拔高”或是加以“神话”,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通过各种具体形态的矛盾冲突恰切地勾画出他们在生活和斗争中的身份、地位和作用,注意揭示这些人物的特有的命运,性格和气质,表现出他们的生活风貌、举止谈吐和真情实感,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如冯大生(《还乡记》、范老老师(《范老老师》)、彭春山(《医生》)、贺龙(《随军散记》)、余明(《闯关》)等。特别是当冯大生久别还乡得知妻子被占,田产被夺的消息后,提斧拼命的情景惊心动魄,是那么的真实和合情合理。记述和刻划的贺龙更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人情趣味而又不失高尚情操、胸怀宽广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沙汀小说通过不露声色的客观描绘和在真实的现实画面隐含讽刺、暴露,具有沉郁厚重的讽刺美学风格。
沙汀深受我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等作品的影响,也受鲁迅和俄国作家果戈理、契诃夫小说的影响,并借鉴他们的艺术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两个讽刺艺术特色:一是客观冷静的讽刺笔法,善用白描手法,抓取人物带有心理内容的丑态动作、语言,从深处挖掘人物的丑恶性格,将人物置于周围的社会环境、世态人情中加以审视。二是以川西北农村为文化背景,以故乡人物为创作原型,挖掘四川农村社会内部平凡的、常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本质特征来表现当时整个社会的特点和政治时弊。
沙汀的讽刺是真切、冷隽而辛辣的,往往隐藏在一些奇特而精彩的细节描写之中,隐藏在小说人物的肖像、作派、谈风和语言之中,绵里藏针,于不卖弄处针针见血,而自己极少出面直接进行褒贬。如联保主任在各种“消遣”中处理公务,却在摊派公债的名义下任意鱼肉人民;作品相当自然地描写了治保主任方治国和邢幺吵吵在茶馆众目睽睽之下相互攻奸揭短,卑劣的行径和肮脏的内心通过互相揭露暴露无遗,高潮处,米贩子带来的消息使得一场纠纷立刻变成了一出无谓的笑剧;来势汹汹的新县长扬言要整顿兵役,却终于借一个可笑的理由放了邢幺吵吵得儿子;龙哥在一方面在大庭广众中夸耀自己对北斗镇的“功绩”和“贡献”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紧张地进行巧取豪夺;何寡妇在大谈特谈自己治家的能耐时,儿子何人种已落入了恶势力手中;方治国这个贪官,竟然得到县长“尽瘁桑梓”的嘉奖匾额……
这些描写是充满讽刺喜剧意味的,作者并不重在渲染主人公被扭曲的面形,而是着力讽刺造成这种变形者的社会环境,提示人们不要单纯地去注视单个人的丑恶,要更多地对造成这种人性的整个社会、历史进行深沉的思考,这样就加深了小说思想的深刻性,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性。
在语言的运用上,沙汀小说疏朗简练,生动质朴,含而不露,笔有藏锋,严谨朴实,带有浓重的川域乡土色彩。
沙汀善于简约地、生动地、朴素地把思想形象化,把思想隐藏在不经意间描写的平常事件中,形成一种“平淡”的艺术境界,寓深刻于平凡。《淘金记》中白酱丹请何人种和林幺长子吃酒的场面,就是一段精彩的描写:
“怎么样”白酱丹红着脸含蓄地说,“有二分醉了吧?”
“还早!就是怕把你吃痛了!”幺长子大笑着回答了。“不过,不要担心!”他又故作安慰白酱丹说,好象对方真的有点护痛,“还是我来请客好了!老实说,你的东西,他们说是吃不得的,吃了……”
“难道有毒?”白酱丹不大愉快地截断他问。
“毒倒没有,——有点儿药,——他们说是烂药!”
这可有点使白酱丹吃不住了。因为它最忌讳旁人提起他这个不大荣誉的混号的……白酱丹沉默了一会来稳定自己的感情,然后不怀好意地说:“要得嘛!可是,谨防我给你弹一点在身上啊。”
通过谈吃酒的对话,隐含着深刻的内容,以及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
沙汀小说语言的疏朗简洁除了表现在文中以外,还表现在开头和结尾上。作者小说的开头,往往是简短明快,直接走进故事。《选灾》的开头:
谢天谢地!篾匠二爸终于翻过那道垣墙,逃出来了!
没有絮写选举如何给农民带来的灾难,篾匠二爸翻墙逃出足以引人思索。小说的结尾同样干净利索,耐人寻味。如《在其香居茶馆里》的结尾,故事还没有讲完,作者笔锋一转:
“你们是怎样搞的?你牙齿痛吗?你的眼睛怎么肿了?……”
作为一个“特色作家”,小说艺术之成功,一定程度上还得益于作家对四川民间语言的纯熟运用。作者行文运笔,对四川方言土语刻意提炼,使之成为一种可以诉诸于听觉的有声有色的文学语言,而又驱遣自如,使叙事状人,勾描心理和对话,无不风趣幽默,韵味绵长。如“一锄头就想挖一个金娃娃”,“吃大油”,“望天吃饭”,“耍娘屋”,“绷面子”,“把门槛都踏玉了”等等。这些语言,蕴藏着四川人特有的质朴、从容、浓烈、诙谐的气质。作者似信手拈来,使其作品质地沉实,醇厚老辣,反工为拙,返朴为真的圆熟境地。
沙汀是一个有着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主要以四川乡镇为故事背景,采用冷峻、客观、暴露、讽刺手法和含蓄深沉的艺术气质描写现实社会。细致刻画人物的典型细节,绘出一幅幅富有社会风习的画面。他擅长描写四川社会风习,渲染场面气氛,捕捉人物的典型细节。他的小说以极强的幽默感和浓烈的地方色彩著称。[6](《华西都市报》评)
沙汀以现实主义的方法深刻描绘了四川农村和城镇的黑暗生活画面,表现手法严谨、简洁、含蓄深沉,在客观冷静的描写中体现出鲜明倾向。擅长讽刺手法,情节集中,戏剧性强,通过特定环境中人物之间的关系描写表达出感情。作品语言质朴、幽默、口语化,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3](人民网评)
他把根深深地扎在故乡的泥土中,高举乡土文学的大旗,创作出许多焕发着浓厚乡土气息的文学作品。《一个秋天的夜晚》《在其香居茶馆》《困兽记》《还乡记》《淘金记》……这些作品,篇篇焕发出故乡泥土的芬芳,字字行行展现出故乡独特的风土人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瑰宝。[7](《绵阳日报》评)
“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之一。”(鲁迅评)
沙汀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其作品以浓烈的四川乡土气息独具一格,在中国现代文坛中与艾芜齐名,同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作家孙晓芬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