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春浦



胡春浦

中文名胡春浦

主要成就发展国民党空军首个中共秘密党员、1938年随22集团军出川抗日、身为特殊囚犯领导渣滓洞狱中斗争、1949年推进刘邓潘起义，保全成都、全国政协会议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逝世日期 1983年

出生地四川省达州市渠县

职务第二战区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中校参谋

国籍中国

目录导航

人物生平

1913年，胡春浦生于渠县。1935年，胡春浦在上海投身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中央特科，发展了国民党空军第一个共产党员郑少愚（抗战英烈，1942年殉职）。1936年奉共产党、国民党西南地方实力派及反蒋势力命，以香港《超然报》记者公开身份返川进行组织反蒋抗日武装工作。事败后入狱。经共产党、国民党及地方势力搭救出狱后被刘湘委以川省保安处中校、上校。后根据共产党武汉长江局叶剑英、李克农指示加入第二战区22集团军出川抗战。^[1]回川后，由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从事上层统战、情报工作；公开掩护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帮助四川省国民党党部主任黄季陆处理党务，并任黄季陆开办“群生公司”的总经理，与四川国民党党、政、军、特上层、地方势力及川西“袍哥组织”均有关联。其间，创办中共南方局领导的“红色企业‘大有字号’”，为四川地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经费，开办煤矿企业，为党提供经费，从经济上支持中共实际控制的《华西日报》和《华西晚报》（《四川日报》前身之一），配合川康特委领导武装斗争。1947年被捕，领导白公馆和渣滓洞狱中斗争，由于其共产党员身份一直没有暴露，身陷囹圄又巧与狱方周旋而被难友誉为“特殊囚犯”。

1949年被营救出狱，旋即回成都参加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迎接四川解放、保护成都和平解放等各项工作，代表中共地下组织直接参与推动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的起义工作，并代表军管会签字接管成都。^[1]

1950年后，在中央情报、外事、外贸机关工作，后任宁夏区委统战部长。文革期间受严重迫害；晚年回四川任省委统战部顾问，指导“改右”等冤假错案平反。1983年逝于成都。

保卫苏维埃

转眼到了1934年春，川军已将战线以推进到三汇以北的通江境县内，三汇场成为川军东南战线的后勤中心，各路大军的军需物资在这里集散，仅后方医院就有八个，遍街都是伤兵。对生意人来说，这正是发国难财的绝佳时机，然而“炳顺恒”21岁的新任总管胡春浦胡公子却打的是另一番主意——如何为革命事业做奉献。他想起张海涵给他讲过，江西苏区红军给白军伤兵治伤疗伤，他们伤愈后都参加了红军，拿起抢来打白军，“也想模仿一下”。
于是约集场上的袍哥朋友，让他们串联伤兵中的下级军官军士，每次三四十人，多达一百余人，到胡家喝酒吃肉“拜把调谱”，编入袍哥队伍，赌咒发誓伤愈后不上前线，同生死共“嗨袍哥”，还写信到前线动员兄弟伙回来加入。加入袍哥的伤愈官兵由胡家包吃包住。医院原来规定伤愈后就发饷，伤愈官兵拿到钱就在三汇吃喝嫖赌，不重返前线，院方改为回到前线才发饷，他们仍然不回去。如此三四个月，聚集到胡家的伤兵竟达到一千多人。胡公子银子花得流水一般，眼看家财难以为继，又将一些人“自愿结合”成若干团伙，分别安排到附近场镇摆摊设赌，自收自支。更有替胡公子分忧者，提出打劫由三汇送往前线军饷，胡春浦即发给枪支和经费，规定只准抢劫军饷和税收，违者按袍哥规矩严惩。^[2]
终于东窗事发，一帮兄弟伙打劫范哈儿（范绍增）部的军饷时，被捉去几个，供出是三汇胡公子给的手枪和钱，范部团长郑清泉派人到三汇捉拿胡春浦。胡公子耳目众多，得到消息逃到合川，在大伯处拿到一千块大洋直奔上海而去。大伯把重振家业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他，未想他竟是如此“经营”的，连病带气，也在当年死去。至此，胡家创业一代全部命归黄泉，辉煌一时的家业从此一蹶不振。

加入中央特科

只能参加革命不能加入组织的胡春浦如今家破人亡，大量家财被他奉献给了革命，从此不能衣食无忧，要为稻粱谋了。他了解到日本学习条件更好，而且费用与国内相差无几，于是放弃广州中山大学的学业，转而到上海的留日预备学校学日语，准备到日本留学。到1934年冬天，完成规定的半年学业正准备东渡时，梦寐以求加入组织的机会却来了。^[3]

这时候吴懋德突然带着四五个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人，住进胡春浦在北四川路的寓所，胡春浦按照吴交代的办法帮他们与组织接上了头。此间胡春浦向吴懋德讲了回老家的情况，以及设计不让伤兵回前线、组织他们抢刘湘部队的军饷等。他一直谨守着张海涵的话，不敢提出入党要求，如今他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家庭已人去财破，他也不是小资产阶级了，是否合符加入组织的条件了呢？^[3]

胡春浦1932年在上海终于有一天吴懋德问：既然张海涵和你的关系那么好，对你那么信任，怎么不介绍你入党呢？他说：张海涵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能同情革命，不能参加革命。吴懋德说，张海涵这样做是“左倾”。吴懋德又问你现在还愿不愿入党？回答当然愿意。又问能不能同家庭断绝关系？回答能。又说要立刻断绝，回答当然可以。于是由吴懋德和同为苏州反省院出来、在上海美术学院任教王自申做介绍人，写了入党申请书，胡春浦永远记得最后一句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申请书按照李浩然的要求落了假名，因为“申请书要经几道手转上去，万一出了纰漏，就找到你了。”

几天以后，一位富绅装束，三十多岁自称“老余”的人来见胡春浦，说他的入党申请已经批准，代表组织接收他为中共党员，无后候补期。参加革命已经三年的胡春浦，终于加入了组织，这是1935年1月。^[3]

这位神秘的上级胡春浦永远只知道他叫“老余”，他给透露的工作是“中央保卫部门” 。三年后胡春浦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全称中央特别行动科，成立于1927年底，专事情报收集、政治保卫和暗杀破坏等，是中共最早的特工部门。中共中央迁往中央苏区后，特科取消，在其基础上组建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即老余所说的“中央保卫部门”。红军长征以后，江南一带的中共地下特工由潘汉年领导，在中央直接指挥下从事情报、渗透、策反、上层统战等工作。

经后人查证，“老余”是黄埔四期毕业、时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主持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的王世英。

按照老余的要求，入党后胡春浦将家秘密迁到较为安全的法租界，杜绝一切社会关系，接受三个月的特工训练。老余面对面单独教授，内容分政治、技术两类。政治训练包括党的路线方针、工作纪律、形势判断、情报分析等；技术训练包括设置警报、盯梢与反盯梢、密码编写和密写、情报传递、接头暗号、险情识别、隐蔽转移等等。短短三个月的训练，胡春浦以其非凡的接收能力，掌握了全面的提供技术，记取了用无数鲜血和生命换取的经验，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共特工。

打入空军

训练结束，胡春浦接受一项重要任务——做国民党空军的工作。
三十年代初开始，国民党空军发展迅速，对红色根据地侦查轰炸日益加强，给红军以极大的威胁，中共因此急于对国民党空军进行渗透，以获取情报伺机策反。位于杭州郊区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施和管理最先进的航校，被称为“中国空军的摇篮”，由蒋介石亲任校长，1934年起由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任校长，是中共渗透国民党空军的首要目标。

胡春浦的渠县老乡郑少愚在笕桥航校学习。郑少愚（又名郑士玺）为渠县鲜渡乡人，曾就读南京中央军校，1932年考入笕桥中央航校，与胡春浦往来甚密。早在南京中央军校读书时，同校的中共特工吴懋德就做过郑的工作。但思想进步是一回事，发展入党又是另一回事，而且正因为空军的重要，国民党也控制甚严。按理因该由吴懋德出面发展郑少愚入党，但老余经过对胡春浦三个月的接触，把这一重任交给了刚入党不久的胡春浦。^[1]

木刻《郑少愚》。作者：王琦1935年4月，胡春浦来到杭州。他必须租住房子才好工作，但此时的杭州和上海一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当局规定无当地人作保、无家眷者一律不得租房（无保无眷不租）。胡春浦在旅馆住了几天才想办法租下房子。郑少愚这时已经毕业，因技术优秀留校做准尉飞行教官，航校纪律严格，郑少愚只有每个星期天从二十里外的笕桥与他会面。在这里，郑表示愿意入党并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胡春浦让郑少愚写了入党申请书，由胡带回上海交给接头人，几天后就得到批准，介绍人为胡春浦和李浩然（吴懋德）。因郑少愚此时的身份已是“伪军官”，有三至六个月的候补期。郑做飞行教官工资60元，每月自愿拿出30元交党费。这时胡春浦已与家庭断绝关系，没有经济来源，组织安排用郑党费做他的生活费。以后，郑根据胡春浦交代的任务，随时向胡报告航校内组织机构、负责人情况、反共社团、战术技术等各类情报，由胡整理成密件，每月回上海一次交与接头人，并接受新的指示。郑少愚的组织关系，也由胡春浦单独掌握。^[3]

由胡春浦发展和联系的中共秘密党员郑少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空战中表现神勇，参加了保卫上海、武汉、重庆等城市的的上百次空战，击落击伤敌机数十架，战绩在中国空军首屈一指，成为赫赫有名的抗日民族英雄。先后任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分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空军总部军区参谋长、中美空军联合指挥部副总指挥等职（总指挥为陈纳德），受到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中共领导的多次接见。^[4]

1942年在飞越驼峰航线时失事牺牲，年仅31岁。据说周恩来听说他牺牲的消息后叹息道，如果他活下来，将是新中国的空军司令。

斯人已去，情义长留，胡春浦一定要为生死兄弟做点什么。不报组织允许，无需何方委托，就是个人行为，单凭个人能力足矣。郑少愚牺牲后三个月后，利用黄季陆“吊念民族英雄抗日军人”的名义，胡春浦堂堂正正回到离别八年的故乡。虽然家道中落，但头上有“省党部秘书”光环的他，名声有增无减，在这块地面上，亲朋满目，故旧如云，左右逢源，一呼百应。由他发起组织，全县各界联合举办了郑少愚追悼大会，在其鲜渡乡老家树立了“少愚碑”，又联名申报并由胡春浦一手经办，经国民政府批准改鲜渡乡为“少愚乡”。^[5]

郑少愚秘密中共党员身份长期隐秘无闻，后来被作为反动军官对待。1950年“少愚乡”改回旧名，1958年“少愚碑”击碎丢弃，家人更是累及无算。1981年11月27日，渠县人民政府追认郑少愚为革命烈士。^[4]1935年《空军》刊载的郑少愚论文

初识黄季陆

黄季陆胡春浦在中山大学只上了两个多月的学，最重要的收获是结交并得到黄季陆的赏识。
黄季陆堪称传奇人物，他是四川叙永县人，12岁在成都组织“童子保路同志会”参加保路运动，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以“少年豪杰”名动一时；14岁出川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受到孙中山的赏识；17岁成为孙中山的军事特派员；18岁出国，先后在日本、美国、加拿大游学7年，深受西方思想影响，后著有《民主典例与民主宪政》等著作。25岁回国任国民党要员，反对国共合作，为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中坚分子，1926年国民党“二大”西山会议派遭弹劾，黄受严重警告处分，仍坚持反共，被武汉国民政府下令通缉。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黄任国民党要职，时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兼中山大学教授。

与一般党棍不同之处是，黄季陆属于独立思考的学者型官员，其政治选择非人生依附而是个人判断，与人交往爱德才重情义而非党同伐异，这样的人在民国上层人物中大有人在，黄季陆是其中典型。正是如此，他一眼看上比他小14岁的胡春浦，并始终如一地给以信任和帮助，以致到不计政治厉害的程度。这种超政治的个人交情，在胡春浦革命生涯的一系列关键时刻起了重大作用。^[4]

“两广事变”平息后，广东军阀陈济棠失败下野，黄季陆跑到香港继续抗日反蒋活动，在各报发表《继续坚持抗日主张》的书面谈话，并开办《超然报》大造声势。黄季陆将他的书面谈话寄给胡春浦，胡即转发上海各报刊出。

此时全国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声浪高涨，各派力量胶着，黄季陆身为国民党要员，在文化界的声望很高，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蒋介石派人拉他到南京，李宗仁、白崇禧要拉他到广西，中共想拉他到延安。为此安排与黄有关系的罗髫渔、胡春浦、谢怀清、胡鸿经、杜仲石、骆乃琨等六人做黄的工作，后被冠以“六人团”。^[3]

川北巨匪

“六人团”中，只有胡春浦当时是有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罗髫渔出狱后尚未恢复组织关系），所有的行动也胡春浦安排，而胡则按组织上的指示行动。此时他的组织联系人是一位姓曾的妇女，其人高挑身材，相貌丑陋，北方口音，乡下人穿着，有人无意间撞见他们在家中窃窃私语，为胡春浦竟有这般“女朋友”不可思议，实际上胡春浦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姓“曾”还是“郑”也搞不清楚。胡春浦将蒋介石派人拉黄季陆到南京的事告诉她，她传达组织上指示：争取黄季陆不要去南京而去“苏区”。胡春浦让罗髫渔到香港做黄的工作，结果黄既不到南京也不到延安，而是选择了与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合作，组织“抗日反蒋军”。他们在全国各地委任了一大批反蒋“司令”，土匪出身，当过川军旅长的张绍泉被他们委任为“第五路军司令”到四川招兵买马拉队伍搞地盘。张绍泉经上海到四川时，胡春浦按照组织安排，将川籍特工裴质九介绍给张绍泉当秘书，并交给他密写药水，要他及时报告行动情况。

张少泉这一去就没有消息，胡春浦也得不到裴质九的情报。黄季陆见张少泉没有动静也很这急，担心张的素质太低不堪大事，决定派一个得力的人去协助工作，于是给胡春浦写信，要他到四川负责张少泉部的政治工作，并考虑周到地同时寄来旅费、转交张少泉的信和香港《超然报》的记者证，作为胡春浦的公开身份。临行前，胡春浦通过联系人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上级。胡春浦记得，那是在法租界一处隐秘的楼房，用暗号敲开门后，一位同志拉住他的手带他到一个宽敞的厅堂便走开了。厅堂里那位负责人中等个子，粗壮身材，方脸平头，北方口音，穿中式短褂子槽窝布鞋。他向胡春浦仔细问了黄季陆的政治态度和张绍泉到四川的情况，讲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工作策略，反复交代：“你是去看一看，没有什么前途就回上海”。随后那位女联系人又给了他与上海的联系的通信地址，和回上海与组织联系的办法。总之表达的是去去就回，安全要紧。

这一去，胡春浦就回不来了。
按照事前安排，张绍泉需要把队伍拉起来，经过总部特派员亲自点验后才能拨给军饷。但张急于搞钱拉队伍，特派员未到前，就已经派出两个团长带人到内江抢银行。结果钱没抢到，反被抓去几个。胡春浦和裴紫玖得知败露，先跑到附近山里躲了几天，决定分散转移：胡回成都向黄季陆联系报告情况，裴暂撤资中隐蔽，图谋再举。到了资中，张还不罢手，抢劫杀人，轰动全城。
案情重大，内江专员（当时威远、资中均属内江专署管辖）王梦熊立刻下达“通缉令”。^[3]

1937年资中专署判决书他坐在成都少城公园鹤鸣茶社等消息时，被跟踪多时的军警逮个正着，罪名就是“土匪抢劫案”。押离第二天，成都各报都发了消息，其中一家标题为《巨匪胡春浦落网》,副题“该匪押解路过春熙路时,口含香烟，环顾四周,毫无惧色”。
但他本人却还镇定，熟稔四川袍哥的一套交结隐语也派上用场。没走多久，就和负责押解的班长林锡南套上了关系，也从他口中知道了案情由来，哪些人被抓，关押在何处。听说裴紫玖被抓后受到严刑拷打，把兜里仅剩的一些钱郑重委托林给裴，后来还传过用暗语写就的字条。
到达资中的当晚，内江专员王梦熊、保安副司令陈庆云、军法官敖某三堂会审。当时不许指定律师，胡春浦得为自己辩护。申辩的要点是：我不是土匪，是新闻记者；香港《超然报》是宣传抗日的报纸，有证可查；黄季陆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主张坚决抗日，不是反动分子；我到高石镇，是陈淑仪要介绍她的侄女和我相亲，等等。还慷慨激昂，大谈了一番救国必先抗日，抗日才能救国的道理，把审讯室搞成了他的专题演讲会。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保安班长林锡南突然来告诉他：“今晚要杀八个人，不知有没有你？”此时已经做好牺牲准备的胡春浦，便凝神屏气端坐于床，等候这个时刻到来……
后来胡春浦才知道，这次所以大难不死，实获救于素不相识的当地名绅何衡九。^[3]

长江局

1938年7月，胡春浦到汉口，先找到在国军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工作的罗髫渔，由罗髫渔在第三厅安排了住处，很快与郑少愚、郭秉义见了面。见面第二天，胡春浦来到汉口法租界的八路军办事处（中共长江局），递上组织介绍信后，由一位着八路军军装的工作人员带到楼上。楼上一位小个子、两个大个子热情接待了他。小个子介绍说，穿香云纱中式褂裤的大个子是叶剑英同志，一位是李克农同志，自己叫黄文杰。叶、李问了胡此行的情况和住处安排后，胡详细汇报了发展郑少愚、陈怀刚入党的经过、到四川被捕与组织失去联系、郑少愚来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的详细经过，其间叶、李多有插话，黄文杰则做笔录。末了二位领导人说，他们先研究一下，要他过几天再来。

随后一段时间，叶剑英、李克农、黄文杰先后与胡春浦面谈四次，作出以下决定：一，承认郑少愚、陈怀刚党籍；二，二人仍由胡春浦做联系人，不与八路军办事处发生联系；三，紧急情况下，他们可到办事处直接面见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在胡春浦的工作安排上，叶、李二位领导仔细了解了他与黄季陆的关系后，指示他不去战干团，通过黄季陆的关系打入国民党军队，在中上层军官中作统战工作，掩护、协助地方党和进步团体，由黄文杰做他的直接联系人。^[6]

大洪山根据地

抗战中的胡春浦按照叶剑英、李克农的指示，经黄季陆介绍，胡春浦于1938年到湖北襄樊原属川军的22集团军45军政治部工作，任军政治部特派员办公室中校视察员。^[3]

22集团军是由邓锡侯和孙震两支军队合编而成的。邓锡侯为上将总司令，孙震为上将副总司令。下辖孙震部41、43两军，邓锡侯45、47两军。这支部队出川先后参加了娘子关、太原、徐州、台儿庄会战。在著名的滕县战役中，面对日军主力板垣师团重炮飞机猛轰滥炸，奉命“待援死守”，坚持逐屋抵抗，战至最后一人。该军许多军官有反蒋情节，与共产党有多年的交道，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军中工作。^[6]

胡春浦去后，很快与该军政治部主任陈烈贻（中共党员）、中将副军长兼第127师师长陈离等建立了联系。陈离是20年代的中共党员，一直在努力为党工作，胡春浦早有所闻。他和陈离几十年的合作和友谊却自此开始。

陈离将军

陈离外甥题赠胡春浦因为胡春浦是黄季陆介绍，45军军长陈书农委任他为“45军忠勇救国军京（山）钟（祥）应（城）三县办事处主任”，任务是到大洪山敌后“同共产党争民众”，这恰恰为胡春浦创造了良机。^[7]

在黄文杰安排下，他很快就和正在当地开展工作的郑绍文建立了联系。郑奉命来鄂，就是利用他曾在洪湖苏区多年工作的积累,为延安即将派入的“豫鄂挺进纵队”（即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的前身）打前站的。当时他手下已经聚集了一百多人。两人从此结下的深厚友谊超越个人处境，持续终生。^[8]

接上郑绍文的关系后，胡春浦很快又与同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张执一及陶铸等建立了联系，密切合作。一方面随22集团军开赴钟祥、京山、随县一带，准备即将进行的“随枣会战”。以“同共产党争群众”为名，行“为共产党争群众”之实。预先为“豫鄂挺进纵队”筹集军需物资，建立落脚根据地。^[7]

为扩大空间，更方便地进行工作，胡春浦以军方名义，在大洪山组建了名目堂皇的“军委政治部派驻22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办公室特种工作队”（简称“特工队”）。先是争取了一个乡公所联保主任参加“特工总队”，带来20多条枪；又“讹”了当地联保办公处一个中队的三四十条步枪、一挺轻机枪，说这些汉阳造是本军遗失的枪械，应立即归还；后来又摸了日寇一个据点，偷了几只三八式步枪，一匹洋马，把马送给了集团军总部，枪支留下自用，为此还得到了总部的奖励。^[8]

为了方便工作，胡春浦还为湖北党组织搞来《二二集》（22集团军）的臂章，提供他们在国军各防区之间行动方便。又自己印制了大量《二二政》（22集团军政治部）、《二二特》（特派员办公室特种工作队）的臂章，发给根据地工作人员。^[7]

731团事件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国共合作”开始还算顺利。为壮大鄂北根据地武装，组织又介绍来一支新的力量，这就是新调出川的22集团军所属731团，由团长刘景素与胡春浦建立联系。^[9]

当时正值春夏，日军要进攻鄂北，意图扫荡。湖北负责人的意思，是想利用这个机会，索性把731团拖到敌后的大洪山，亮出旗号，标明为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武装。胡春浦却审时度势，另有建议，认为刘与孙震有极深的私人关系，组织上应该帮助和培植刘的地位，使刘成为孙震这个封建部队的承继人，这样在必要时，刘起的影响作用更大。但胡春浦最终不能说服杨学诚和刘景素，也就全力协助实施。^[7]

没想到这件事情闹大了。胡春浦《自传》述及此事，说：“在日本人第一次进攻鄂北的时候，刘率团脱离孙部，造成国民党借口的所谓“叛变”事件。”

国军几乎一个整团脱离前线，整个抗战期间尚无先例。闻知此事后，蒋介石连下九条电令严查。
幸好其真实意图“投奔共产党”尚未暴露，部队也很快回归建制，不乏为此莽撞行动开脱的理由。刘景素利用这个矛盾掩护了自己。此时邓锡侯已回川，集团军总司令孙震被迫布置了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的会审，但在嘀咕这位小舅子。事后刘景素告诉胡春浦，孙震叫他去质问，他把枪拍在桌子上，说“我要是共产党，总司令就一枪打死我。”孙震笑了，让他把枪收起来。一路会审，刘景素总算过关。只是他的贴身警卫陈杰在事变时开枪打伤了团副王楚，被死咬不放，直至枪决，刘深感痛心！而胡春浦因是“黄季陆的人”，也暂时躲过了头道劫。

1939年底，国共争斗加剧升级，孙震部也开始“清共”，“731团事件”再次被翻腾出来，要求“严查”。这次的通缉令是以军政部部长陈诚名义颁发的。罪名很大，不容融通，且欲一网打尽……^[9]

怒摔党证

1940年，成都。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胡春浦毕竟头上还悬着陈诚颁发的“通缉令”，罗世文建议他改个名字参加国民党，直接进入黄季陆主导的国民党省党部。他不能不变，也不想大变，于是将原来的化名胡培稍稍变化，改成“胡霈”加入国民党，由黄季陆安排到他直接兼任处长的“四川省训练委员会党务指导处”工作。
胡春浦由刘湘高参、地下党员郭秉义介绍为“武德学友会”教官，自然是与军队上层牵线搭桥的不二人选。二是黄季陆在灌县黄私人投资了个小金矿，不便出面。而胡春浦出身商家，经营自有经验，于是注册了个“群生公司”，让胡春浦经理。一时间别人都把他当成黄主委的私人秘书，俨然心腹红人。^[3]

1941年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主任、中统的特务头子何培荣将胡春浦逮捕，“审讯”两次。胡春浦回忆：
“提出我是在将军街14号某日某时谈的话，但我一概否认，后来由黄季陆负责，叫何培荣在黄的主任委员办公室‘解释’。我当黄季陆大桌大骂何培荣‘混蛋！无耻！陷害好人，卖功邀赏！’这时窗外调统室的大小特务二三十人围听。”

化名“胡霈”的国民党党证胡春浦被关审几天后，黄季陆回成都，他知道没审出个什么，气也壮了。把统调室主任何培荣和胡春浦一起叫到办公室，指着胡春浦对何说：“他跟我多年，如果是左倾分子，还能放在身边？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要误会。”
何培荣当面向胡春浦表示道歉，声明“不是扣留，只是问问情况。”又把没收的国民党党证退还他。胡春浦索性发脾气，趁势将党证一摔，撂下一句：“老子永远不当国民党员了！”

黄季陆赶紧圆场，吩咐胡鸿经马上送他回家休息。

煤老板

胡春浦（右）与陈于彤四十年代初，国统区中共地下组织受到严厉打击，损失惨重，不得不采取韬光养晦保存实力的策略。胡春浦联系人陈于彤向他传达董老指示，说他1939年策动陈离部713团叛变的老案重发，军统头子戴笠下了手令抓他，要他立即离开成都，“停止活动，保留党籍，长期埋伏，等待时机”。

这次对胡春浦今后工作定位正是此意，让他只以非党身份工作，“尽量灰色一些”；与过去认识的同志断绝党内交往。同时南方局也发出内部通知：凡知道胡春浦身份的同志，不得与他进行工作联系；他的情况和工作，今后由南方局直接掌握和安排，不得对外暴露身份。^[10]

这也意味着此后国共双方暗中博弈中，他需要更为自觉地成为一枚只在“胜负手”时才能显现用途，平常看去却极为普通的子儿。胡春浦素好围棋，略谙棋道，自能一点便知，心领神会。^[3]

按照董老的指示，他来到桂花场长住。但他并未就此闲着，他要积蓄资源等待时机。几年来，他一直是黄季陆群生公司的经理，不过挂名而已。如今有了喘息的机会，他要亲力亲为办企业积累资金。桂花场西北的灌县向峨乡境内煤炭资源丰富，有数十家小煤窑，但因交通不便、土匪猖獗，经营艰难。他想借群生公司的牌子收购这些煤矿，找到老朋友王彦立。^[11]王彦立（1913-1993）

王彦立出生四川酉阳县龙潭镇名门世家，这个了不起的家庭出了几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三叔王勃山为前清举人、民国元老, 给予共产党和各派民主力量大量帮助。王彦立十三岁到上海求学，先后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和四川大学，早年参加激进组织，1937参加共产党。他十多岁在上海就与胡春浦相识，二人同年生，同样出生于大户人家，生活相近志趣相投。他和胡春浦一样患有严重的胃病，不同的是病痛改变了他的命运。40年代初，组织上安排他到延安，他却因胃大出血住院动手术，错过与联系人肖泽宽的接头时间。延安方面正在整风挖特务请队伍，认为他是“动摇”，中断了他的组织关系。无奈之下他转而走实业救国之路，经姑父向传义安排去了成都最大的电力企业——启明电灯公司任副经理。

那时电厂都是用煤发电，启明公司是成都用煤第一大户。胡春浦正好这时与他重逢，二人一拍即合：胡春浦用启明公司的名义收购11家小煤窑开办“向峨煤矿”，自己任经理；同时以“启明公司驻灌口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全数收购所采煤炭，既是卖家又是买家，买卖通吃，不赚都不行。王彦立如此不顾经营之道支持胡春浦，自然是看在革命的份上。他组织上脱了党思想上没有脱党。他们双方都知道对方是党员，但党的纪律不允许他们直接联系。为了工作方便，胡春浦一度向南方局提出“打通”跟他的组织关系，回答是王的组织关系因“动摇”中断。于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二人不言党的关系，只管为党的事业工作。^[12]

这时“蒋中央”借口修乐山到西昌公路，调集大批中央军进驻乐山地区，试图将前刘湘的十七、十八师吃掉，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胡春浦即通过陈于彤汇报。南方局要他到重庆面呈，周恩来出面接谈。

胡春浦惊奇地发现，尽管从未谋面，但周对他的情况已相当了解，特别是郑少愚及他与郑的关系。周恩来要求他仍按原计划，应对乐山刘湘部的工作。此后胡春浦再到重庆，就直接向周恩来、董必武汇报了。据王琦回忆，这次周恩来顾念胡春浦两地分居的现状，还曾提出让他夫妻团聚。胡春浦极为感动，但表示应该“工作第一”。^[5]

大有字号

大有字号是中共南方局在川西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主要据点。胡春浦属于特工系统，原先一直不予地方党组织的党员发生组织联系，“大有字号”成立后，为便于工作，胡春浦向南方局提出并获得批准，打通了与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和在公司工作的地方组织党员的关系。^[11]

胡春浦以大商号老板、社会贤达的身份周旋于上流社会，广泛结交拉拢各种身份和政治态度的人，编织起一张巨大的关系网。省党部主任、川大校长黄季陆，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国民党军统蓉站（成都站）副站长熊倬云等，都是大有字号的股东或和常客。军统中统四川统调室总干事何铮被拉进大有字号工作，担任所属向峨煤矿经理，在字号领补助。字号股东、党员王彦立挂着省警察局稽查长的名……形形色色的上层人物在字号洽谈生意，打牌聚会，热闹非凡。在这张保护网下，大有字号成为中共地下活动的会议室、联络点和情报站。川康特委领导蒲华辅、华健；南方局直接领导的罗髫渔、田一平等同志经常在“大有字号”秘密开会，制定重大行动计划。到“大有字号”联系工作、接受任务的往来不绝。一些军政人员在这里被策反，如国军情报官员张灿华被策反后，提供了川西、川南的军事地图以及成都周边兵力部署情报，还搞到警戒严密地区的空白通行证，供转移过境的地下武装人员使用。在这里获得的紧急情报，会及时转告相关同志，使之及时脱险。^[3]

第三次被捕

1947年秋，因意外牵涉到“小民革”案，保密局西南特区(重庆行辕二处)负责人徐远举带着一帮人坐飞机到成都计划将胡春浦抓捕。^[3]

清晨，胡春浦的大儿子胡小培正要上学，开门便有人说“给胡先生送信的”。指了指二楼，他就跳跳蹦蹦走了。刘宗华听见敲门，开门一看，是个西服礼帽的人手拿“胡春浦先生收”的信封，正挤进来。她不认识，立刻关门说“还没起床。”来人已用脚别住了门关不上了，低头一看是支尖头皮鞋，立刻明白这是重庆来的，出大事了。

徐远举后来交代，他看见胡春浦住的是一栋“洋楼”，家中陈设华丽，本人富商摸样，神态自若。问了他几句就被带走，留下一帮特务翻箱倒柜。

军统蓉站站长蒋树发以前和胡春浦做过邻居，刚上班就听说徐远举亲自带人来成都，逮到一个大人物，心里有点发毛，怕查究他的疏忽，赶紧过来看看究竟。一见是胡春浦，连忙说：“我以为是哪一个，原来是胡先生啊。肯定误会了，误会了。我跟徐先生说一下。”胡春浦听见他在隔壁给徐打电话，开始气势很足声音很大，说胡是黄季陆的秘书，没有问题。越说声音越低，最后“啊啊”几声就撂电话，从此没再露面。

此时胡春浦忧心如焚的只有三件事：一是头天晚上刚刚收到的剑阁地下武装要子弹的信，看了忘记烧，放在床头灯柜上；二是陈仕英转来川大学生李安澜入党申请书，还装在他麂皮夹克口袋里；三是听见特务曾问他知不知道川大有个“秦西虞”，必须尽快通知转移。^[3]

熊倬云成败萧何，危急关头还是熊倬云救了急。

熊倬云当过刘湘的“土特务”，以后被收编为军统，此时官至军统蓉站副站长兼城南警察分局局长，还是成都大码头“总府社“副社长，各路均称“熊大爷”。最重兄弟情义，罔顾政治厉害，多次掩护共产党员，对胡春浦更是敬佩有加，情同兄弟，言听计从，无所不为。……神不知鬼不觉，很快就把胡春浦可能被疑的“案底”抹得个精光溜滑，没有任何痕迹了。^[4]

特殊犯人

1947年在牢狱中，镣铐最多才有6斤。但徐远举竟给胡春浦带了个12斤的！好在十一年前已在资中监狱尝过36斤的“铁烟杆”，胡春浦倒也没有特别在意。

对付军统审讯，胡春浦已然成竹在胸，但还须拿捏分寸。面对李荫枫处搜出来的“军事计划”、各县负责人名单、以及大有字号五千万的付款凭单等“真凭实据”，认啥不认啥，他已然想明白：先把“军事计划”全部承担下来，终止特务继续追索；再将自己说成“唯利是图”的资本家。^[3]

胡春浦属于“政治犯”，犯的是国民党体制内的案。刚进白公馆，随同徐远举在成都抓捕他的特务就宣称这是位“资本家”。他倒也自嘲为“公子哥儿，纨绔子弟”，摆足架子，拿够排场，施展人格魅力和公关手段，成为看守所里的“特殊犯人”。

入狱之初他身负镣铐，吃饭颇不方便，同室一个犯贪污罪的“同志”赶紧过来“团起”（川话“巴结”），顿顿饭给他打饭洗碗。不久送信的人也物色到了，熊倬云托二处特务漆玉麟、雷天元转送钱物。

白公馆的规矩，犯人都得穿背上有标记的旧棉军服。胡春浦入狱时穿着件中式长皮袍，公然拒绝换囚服。一些“同志”以他为借口，也跟着不穿。绰号“机关枪”的管理组长李某就在集合犯人训话时宣布：“不管什么人，进来都要穿所方发的衣服，这是上峰的规定，不穿不行。胡先生不同，他是资本家。”于是他成为唯一穿长皮袍的犯人，有时还可以到管理组的小灶吃饭——当然并不免费，菜钱都由胡春浦出。

他为改善生存状况的最大心思，还是在政治犯身上。只要行动宽松一点，他就明里暗里交往，双方心有灵犀，往往一点就通，很快建立了信任和情义。如许晓轩（小说《红岩》中许云峰原型之一）、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夫妇、东北军副司令员黄显声将军等。有次时值寒冬，吃了监狱里的冷饭冷菜，胡春浦胃病又发作了，痛得吃不下饭。监狱里一位姓王的女犯带有小孩，特许自己煮食。见他吃不下，女牢房的葛雅波和宋绮云的太太就借火给他煮挂面。胡春浦则利用“资本家”排场，时常出钱给八人一桌的囚饭添一大碗回锅肉“打牙祭”。虽然他是为政治犯改善生活，“同志”也跟着沾光，结果皆大欢喜。^[3]

渣滓洞中

1948年春节过后，胡春浦与同案的几个人转送渣滓洞关押。胡春浦当然不会“随遇而安”，更不能在儿“安分守己”。既然渣滓洞境况不同，斗争方式策略也需再辟蹊径，另开生面。

当时关押在渣滓洞的各界人士大约三百多人，有过坐牢经历的却几乎没有。胡春浦与互相信任的几位狱友分析认为，当前首先需要重拾信念，坚定斗志。

罢饭

胡春浦回忆里有“罢饭”一章，这是旧式监狱中激发难友同心合志，改善物质处境的有效办法，在资中旧监胡春浦也领略了它的威力。一是狱方害怕克扣狱粮，贪污中饱的常习陋规败露，二来此举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不同原因、案情的狱友共同参与。渣滓洞囚粮本该按当时军粮供应标准，每人每天一斤半。但因伙食管理人员克扣，不仅吃不够，米的质量还极其低劣。胡春浦遂与唐虚谷等密议，鼓动“罢饭”。所方虽然改善了供应，但把胡春浦等十人列为煽动者进行秘密调查。1974年胡春浦所写《中美合作所见闻》

滚案

胡春浦回忆还有“反口供”一节。这在旧式监狱叫“滚案”，是指否定初供，声称冤屈，要求再审。这是惯犯、老油子经常使用办法，配合人际关系和重审官“青天大老爷”的情结，往往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减轻刑罚。渣滓洞犯人都是外地转来的，此前毫无经验准备，又多少遭受过拷打逼供，难免招出些实情。来此关押照例需要重审，如果趁此互通消息，同案集体翻供，都申言是“屈打成招”，或“诱供”所致，重审官就难以定夺。即便不能“翻案”，也会拖延讯期。这样才能振发信心，相互信任，精神面貌也为之一变。

互助通气

胡春浦所以要与几位相互信任的难友仲秋元等商议“改造内部环境、建设文明监狱”，包括图书室、合作社、互助社，个人出资捐出篮球、报纸等系列措施，郑重提交李磊批准，实则正是为在当时情势下狱友之间互通声气，传递信息，互帮互助，彼此鼓励提供方便。

1949年春节联欢会，他为楼上五室拟联云：

洞中方七日，

世上已千年。

横批：

春回大地

失踪的名单

进入1949年，国共战争胜败已成定局，春节前胡春浦与仲秋元、田一平、古承铄等商量，把渣滓洞全部政治犯名单送到香港，交新华社广播，不许敌人杀害一个人。几人将名单收齐，整理成包括姓名、年龄、籍贯、被捕时间地点等的完整表格，用布层层紧裹、针线密缝成拳头大一个小包，交渣滓洞医官刘石人送出，转交已经出狱的同志。未料辗转交送过程中，这份名单竟神秘失踪。

胡春浦当年5月出狱后，多方追索无果，而此时监狱人员情况大变，有人释放，有人被害，有人入狱，先前的名单已失去意义。若此事成功，渣滓洞历史或将改写，成为胡春浦终生憾事。胡春浦手绘渣滓洞监狱平面图

胡春浦晚年曾写有《中美所见闻》，缕述当年种种。这篇文章的原著手稿，已于2009年4月由家属代表与重庆《红岩联线》代表厉华先生郑重签署协议，正式捐赠。

营救出狱

胡春浦被捕后，各方营救努力，始终没有稍懈。

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继任总统，提出“释放政治”挽救残局，局势一度缓和。春节后，渣滓洞陆续释放民主党派和进步学生，包括许多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只有胡春浦继续关押在渣滓洞。为此，刘宗华两次与已出狱的郭葛雅波闯到徐远举家中说事，还在徐远举的办公室拍桌子，徐远举在后来的交代中说她“态度很不好”。四川省主席张群继任行辕主任后，向传义也通过张群给胡春浦作保。徐远举还是“婉言谢绝”。

逼使徐远举最终妥协的并非上峰指令，而是来自友朋压力。这些友人包括熊倬云、银行经理陈与时、亲信雷天元以及国防部二厅好友左泽淦等，且不说南京空军总部副官处长刘宗武背后包括空军司令周至柔、晏玉琮等庞大关系网了。他1956年在关于胡春浦被捕释放问题的交代中说如此写道：

“48年前，……随便释放人是不可能的。何况李荫枫胡春浦军事活动是较严重案情，我经朋友之托，只能帮他减轻不追，而不能减免释放。同时那时行辕主任是战犯朱绍良，他是死硬派，处理问题很严峻的。我也不能随便说话和擅自处理。……到49年人民解放战争以取得决定性胜利，蒋也去了台，伪中央对地方已不能控制，伪总统李宗仁为寻求和谈，通令释放政治犯，在地方影响很大，……那时政治环境对释放胡是有利的。
国防部二厅48年秋给我一个代电，叫我考虑胡春浦保释就医，49年春由二厅办公室主任左泽淦给我一封私信为胡说情，我都未同意，婉言谢绝了。……关于二厅来电对胡的释放有帮助促成因素，左泽淦一再对我说情有很大作用。以我本意不愿释放胡，因他的态度较田一平李荫枫倔强，我对他印象不好，他的释放完全受人情包围，而勉强放他。今天说来又是很大矛盾，即拿向传义信来说，只构成向战犯张群签办释放他的行政程序手续，实质上是许多人说情的关系。如果我不同意释放，向传义给张群的信没有用的。刘国志是显著的例子。”

刘国志即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后被杀害。他和胡春浦均为张群出面作保。徐以他为例，是他说明放胡春浦并不是怕官，实在是托不过朋友情面。这说明徐远举性格中的一个侧面。

1949年五月中旬一天上午，曾经到成都抓捕胡春浦的特务徐贵林叫他收拾行李，然后带他走出监狱的边门，一眼看见等候在外的妻子刘宗华，他知道自己获释了。

成都和平解放

胡春浦再次面临失去改写命运的机会：一次是1940年去延安；一次是1942年董必武要他到重庆新华日报馆或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而这一次是到北平……^[3]

早在五月份胡春浦出狱之前，罗已与田、易商量好，依照惯例组建“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来应对时局。罗负总责，胡任组织，田任宣传。在胡春浦回蓉前由易野源负责联络事宜。而郭秉毅在“抢米事件”被捕后，也因冯玉祥保释获得自由，由胡宗南处辗转来到天津。周恩来曾派徐冰专程邀其赴北平参与建国大策，他却希望利用自己在“甫系”中的影响，风尘仆仆赶来成都，全力协助工作。胡春浦回蓉前，已派易野源远赴香港联络，通过《大公报》苏怡报请有关领导审批指示。^[13]

事情急迫，胡春浦回蓉得知这些情况，不遑多虑，立刻答应留下应对工作。又派出黄大洲、夏逊通过国民党川东防区。到湖北找到二野，以“临工委”名义与刘伯承、邓小平部队联系。

胡春浦也谙熟30年代中期“革命低潮”时中央特科制定的纪律，需要格外谨慎。胡春浦认为，“临工委”作为党的临时组织没有问题。但按照惯例，其工作任务应该单一明确，只负责联络分散各系统党员及进步力量，而不能负有发展组织。因此提议在“临工委”下面组建“民主实践社”和“青年民主实践社”两个外围团体。

智脱向公馆

随着重庆把他“抓捕回笼”的风声越来越紧，胡春浦干脆搬进四川省参议长向传义的大公馆里。这里安全系数应该最高，只要不出门，即便特务四周环伺，也不敢入门抓捕。但如只是蛰伏在家，又无法完成“临工委”分派的“联络”工作。生平头一次他决定冒险出行，转移到周边特务势力无法触及的地区，继续自己的工作。向传义的四公子向宁芳曾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高潮中加入空军留学美国，年轻热情，对国民党的专制和蒋介石的独裁早有不满，和“胡大哥”一向谈得来，敬重有加。此时燕尔新婚，正住家里度蜜月。胡春浦和他私下商量如何才能安全出走，反复权衡，上演了一出“真假悟空”的小段子。

10月的一个清晨，向公馆里驶出一辆挂有空军牌号的军用吉普车，前座是个戴墨镜，军士服装的驾驶员，旁边是哥哥向老二，后座是戴墨镜，身著空军军官服，以及新娘服饰的女子。向家守卫知道这是向公子的“坐骑”，赶忙开门敬礼，蹲守门外的特务知道向公子身份及新婚情况，见这阵仗不由得不信，哪敢贸然拦截？即便有些犹豫，也架不住吉普车轰然加大油门，一眨眼功夫就窜得不知踪影了。

向宁芳（右）、李梅友夫妇前排驾驶员就是向宁芳，后排军官服饰的才是胡春浦。原本两人个子不同，一坐下来却难辨高低，何况都戴着墨镜。他们到了通往郫县的一条路口，胡春浦下车。向老四换上军官服装，找个军士戴墨镜驾车，重回后排风风火火地驶回公馆。看门或蹲守的人都没有看出丝毫破绽。

川西会战

这一时期，胡春浦主要精力是以“中共四川临时工作机构”负责人身份，广泛接触国民党四川省及成都市的党政军中上层人士，宣传党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接受他们的参与，并区别情况，分派工作。这个关键时刻，胡春浦终于和他十分信任，却又久已未能接触的陈离接通了联系。

无论作为国民政府抗战八年的重要战略后方，还是大陆硕果仅存的地区中心，当时成都无疑是国共双方最后决战的中心舞台。解放军一野、二野两路大军南北夹击，已经直逼成都；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坐镇成都，亲自部署胡宗南等率领的约60万军队急速向成都收缩集结。^[14]

虽然国军是节节败退，但倘若按照蒋介石的布置，打通成都以西到西昌、云南的通道，即使他所谓“成都会战”战略意图落空，尚能保存国军几十万建制、装备负西南一隅，等待东山再起。因此，以24军据守西康的刘文辉，和95军据守成都的邓锡侯态度究竟如何，虽然不致影响全局，但是对于战局发展及态势变化，仍然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

决胜龙兴寺

蒋介石的到来，使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地方实力派，与蒋中央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立刻变得紧张和诡异。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早年是刘湘甫系中坚，刘湘死后逐步投向蒋中央。黄季陆已经卸任国民党省党部主任，但接手不久的曾扩情对四川政局影响甚微；^[14]而比较活跃的四川政坛宿老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始终没有投向蒋中央，此时更是在胡春浦、王彦立的说服下，以力求川人不受战火之灾而摆明不上蒋船的架势，继而在参议会拖延王陵基欲扩招八个保安团的提案后，又联络四川政商界有影响的人，在参议会通过抗征税赋的提案。^[13]

1949年12月6日， 12月7日，徐团长来告诉胡春浦，称接邓长官电报，让他送胡先生即到新繁。胡春浦当晚就带上洪宝书，动身去了。胡春浦叙述说：

“49年12月6日，徐济林给一个电报我看，是叫他立即派人送我去新繁。我和洪宝书当晚赶到新繁，又赶去崇义桥，见到陈离才知道是因为邓锡侯、刘文辉得到蒋介石召见他们时要把他们扣押去台湾的消息，邓、刘商量后潜离成都（大概是五日）住在崇义桥的小学里面。
第二天（七日）吃早饭时，我才在饭桌上见到邓锡侯、刘文辉。同桌的还有民革的邱翥双、民盟的潘大逵和胡子昂的儿子等。当时只和邓、刘说了几句初见时的应酬话。饭后，我找刘文辉个别谈了一次，想摸摸他和邓锡侯的打算。刘文辉讲了他走出成都的经过后，安全都靠邓。下一步如何走，他还没有同邓交换意见。从这里看出，刘、邓怕蒋介石抓去台湾，从成都跑出来是一致的，但出来以后的想法，两个人还各是各的。
我听陈离说，邓锡侯到崇义桥后，成都方面的王瓒绪，上官云湘等接连派人来找邓，都是邓自己接谈。谈些什么，陈离也不知道。七日晚，我向陈离（当时还有伪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及任成都城防的吴团长和另外几个邓的中级军官也在）说：“崇义桥离成都太近（只有50华里），蒋介石不放心，不如搬彭县去。”陈离向邓说了，邓锡侯决定第二天（八日）搬彭县。我和洪宝书、邱翥双、潘大逵等也同去了，住在龙兴寺。”

历史性的关头总是不平静的。小小龙兴寺住进刘文辉、邓锡侯一行，顿时热闹起来。各种各样身份的人几乎川流不息的来到这里。但是来人基本上是找邓锡侯的。因为刘文辉的24军远在西康，成都以及周边（包括彭县），都在邓锡侯95军的控制范围以内。胡春浦自述：

“到彭县后，每天各方面找邓的人仍然不少，究竟是些什么人，邓和他们之间谈些什么，陈离也不知道。因此，我又向陈离说：‘成立一个小组，由陈离作组长，邱、潘、洪和我都参加；各方面来找邓的人，先由小组接见，接见的情况，由陈离向邓锡侯请示报告，减少邓会客的麻烦。’邓锡侯同意了。以后又听说（陈离说的）抓了一个成都来的大特务，邓的副官长黄瑾怀说是他的‘兄弟伙’，就私自放了……”

一连几天，邓锡侯都在忙个不停，而刘文辉却冷落一边，因毫不知情而感到不安。他跟胡春浦谈到了自己的担心。语气中对这种“寄人篱下”的状况很是不满。且对邓老是不商定到底何时通电起义的事情也颇有担心和不满。胡春浦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开弓没有回头箭，当此国家、川军、川人命运攸关的时刻，希望刘将军不作他想，坚信自己的选择。对成都各方面频频来人，且来人情况颇为复杂（包括中统特务先大启等）的问题，胡春浦向刘文辉（庚即也告诉了陈离）建议，搞一个小组，以“免得邓先生太劳累”为由，统一接谈各方来人，然后向刘、邓报告。胡春浦认为，唯有如此，方能切断邓锡侯与蒋势力的人员接触，从而让刘文辉放心，邓锡侯死心。邓锡侯接受了这个建议。

刘邓潘起义

1949年12月10日一早，收音机传来云南卢汉通电起义的消息，刘文辉非常着急，不禁抱怨道：“再不通电，我们就要跪在卢汉的后排了。”邓锡侯也认为不能再等，于是命人立刻起草起义通电。为了不致落后于卢汉，起义通电时间也倒署为12月9日。浦公叙述说：

“12月11或12日，邓锡侯、刘文辉在彭县发出了起义通电。据陈离说，因为邓、刘看到卢汉9日的起义通电。刘文辉说了一句‘卢汉剪了我们的眉毛’之类的话，邓锡侯才下决心通电起义的。通电初稿，是‘毛先生如何，蒋先生如何’之类的词句，经陈离指出不像起义通电的态度，又才修改成后来的通电。”

刘邓潘起义往复电文潘文华将军因病尚在灌县（现都江堰市）休养，本人虽未亲临彭县，但已明确表态支持起义。以其在“甫系”（刘湘旧部）人士中的威望影响，仍然名列通电的95军军长黄隐等数十位将领的前列，故史家称为“刘邓潘起义”^[14]。

通电刚刚发表，蒋介石就从成都北郊凤凰山军用机场起飞，乘专机去了台湾，永别大陆。其于通盘大局影响，从中可以窥知。

收官策反

蒋系人马还没走完。很快胡春浦得到情报，未逃走的国民党游击特工人员，将通过成都到灌县的公路携带武器、装备到灌县即彭县西山。离成都约30公里的崇宁县安德铺（原属崇宁，后划归郫县）就是其必经之道。于是，胡春浦向邓锡侯建议，为加强对安德铺的有效控制，必须立即派出可信者掌管崇宁。邓锡侯当即指派彭姓副师长担任县长，胡春浦推荐的桂花场乡长吴兰岩为副县长。

随后胡春浦马不停蹄赶到彭县关口、隆丰一带，利用早年自己在这里的影响，策动驻守隆丰的95军一营率先改帜。他以“临工委”的名义代表共产党对起义官兵发表讲话，欢迎他们的壮举。同时，胡春浦一一约见周边几个乡的乡长及袍哥，亮明身份，嘱咐他们不要与共产党为敌。对此，胡春浦的考虑是，万一情况有变，至少还有一条退路可保安全。后来他回忆说：

“主要目的，是控制崇宁县所属之安德铺（是成都通灌县和去彭县的必经之路），严格检查行人车辆，所带武器、军用品，全部没收。以后，我又去崇宁住了几天。”

其实刘邓潘通电刚一发布，胡宗南即命罗广文15兵团、陈克非20兵团向邓锡候防地彭县、灌县进攻。无奈二野、一野大军压境，彭县通电实际上引爆了整个川籍军人的情绪。1949年12月17日，川鄂地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搭乘杨森专机，直飞台湾。这支部队抗战期间同属22集团军，由川鄂地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16兵团副司令曾甦元、川鄂边区绥靖公署独立纵队司令刘景素等率领下在广汉通电起义。16兵团司令孙元良飞港赴台。国军颓局已如倾泻之势，胡宗南遂于23日飞赴海南岛，成都防卫总司令盛文深夜由成都潜逃。罗广文、陈克非从郫县派人和刘文辉、邓锡侯联系，于24日正式宣布起义。“兵败如山倒”，川湘鄂绥靖主任宋希濂向川边逃窜，在峨眉以西金口河被俘。27日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国民党第5兵团司令李文以下五万余人投降。解放军南北两线在成都胜利会师，四川省会成都避免毁于国共内战炮火。

官方评价

成都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对于对于“策反驻蓉国民党军队起义”过程的最新梳理是这样的：

1949年9月，在成都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罗髫渔、胡春浦、田一平等，以原已成立的独立活动的党小组为基础，建立起中共四川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委”）。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川西与成都，“临工委”于12月10日决定成立西川人民保卫军总司令部（简称“保总”)，作为“临工委”领导的出面做策反工作的专门机构。参加“保总”的人员除有中共党员外，还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保总”布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