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史

作　　者：陈柱著

丛 书 名：北斗丛书

出 版 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9928043

出版时间：2008-09-01

版　　次：1

页　　数：249

装　　帧：平装

开　　本：16开

《陈柱中国散文史》史记·韩非列传》云：“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契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史公于非之著书之故，一则日疾，再则日悲，可见韩非著书之动机，与其师苟卿之著书原出于发愤如一辙也。《汉志·韩子》五十五篇。

第一篇　骈散示分时代这散文

第一章　总论

第二章　为治化而文学时代这散文

第一节　总论散文

第二节　夏代散文

第三节　殷代散文

第四节　周初散文

第三章　由治化时代而渐变为学术时代之散文

第一节　总论

第二节　学术大量孔老之散文

第三节　史傅家左丘明之散文

第四章　为学术而文学朝代之散文

第一节　总论

第二节　坠*家之散文

第三节　墨家墨子之散文

第四节　儒家孟荀之散文

第五节　道家*之散文

第六节　法家韩非

第七节　名家公孙龙子之散文

第八节　杂家之散文

第九节　纵横家苏张之散文

《中国散文史(套装共3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柱（1890－1944），字柱尊，号守玄，广西北流人。著名史学家，国学家，师从唐文治。曾任教于中央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分部。陈柱勤于国学，博闻强记，根基厚实，精于子学，一生著作等身，五十余年著述九十余种，议论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实不多见。著述中以《守玄阁文字学》《小学考据》《公羊家哲学》《墨子间诂补正》《三书堂丛书》《文心雕龙校注》《墨子十论》《诸子概论》《中国散文史》等最为精辟。深受学界前辈和师友的推崇赞赏。国学大师唐文治评价他说：“横空而来，足使千古学人才人一起俯首。”

直到七十年代末，巴金站了出来，他以“审己”、“弑己”和“焚己”的方式，发出了“我是我”的呐喊，对“工农兵”代言人时代的散文进行颠覆。后来，“文化热”的兴起，使社会形成了文化自觉的环境，作家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愈来愈受到社会的重视。在恢复文化的尊严和人的尊严的过程中，崛起了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散文。他们所持的立场是文化立场，奉行的是文化尊严政策，追求的是个性的自由。文化环境的改变，激活了散文家被长期封闭压抑的言说“自我”的欲望。自由是他们的散文的出发点，也是始终引领他们不断前行的终极指向。他们艺术地用文化视角、文化姿态和文化话语来进行散文创作，改变了“工农兵”代言人时代的载道的以说教性、依附性和阐释性为主要特征的单向型的模式，实现了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主体回归。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由职业写作者的出现，商品对散文的影响，散文文体的边缘化诸种因素都促使散文家真正开始主宰自己的命运。和而不同，抒写多元化情致成为散文的潮流，由此迎来了二十世纪末的散文繁荣。
在这一百年中，散文的命运还始终围绕着“激进”与“中庸”的冲突进行。
现代散文的产生，是在五四的“打倒孔家店”的一种极端文化理念支配下产生的。五四的文化革命口号，在对待传统上，采取极端的彻底否定，集中表现在“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等口号的提出。对孔子的否定，对传统农业文化的批判，使得五四时期的散文家在创作上采取激进的姿态，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极端的文化理念决定了现代散文的萌芽——杂感的斗争的形象特征：倾向分明，鼓动性强，畅达犀利，张口见喉。
激进意味着斗争。彻底意味着不可调和。支配影响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主要理论资源是建立在激进的对抗、斗争的基础上的。鲁迅是代表。他的散文理论观念的核心就是反中庸。他执拗地要散文充当“匕首”和“投枪”，并且把闲适散文作为“匕首”和“投枪”式的散文的对立面，斥为“小摆设”，加以无情地拒绝。他的反中庸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失望乃至绝望。他的理论的旨归是要把散文一分为二：“匕首”、“投枪”和“小摆设”，而后把它们非此即彼地对立起来，并把“自我”放到这非此即彼的对立中。把散文视为“匕首”和“投枪”当然也是鲁迅的一种性情，但这一散文理念又和他的哲学政治理念完全一致，尤其到后期，鲁迅坚决反中庸，信仰一分为二，认为世界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他的许多名言，如“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百年中国散文之命运（代序）
回眸百年，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命运，变化起伏，激荡翻滚：二十世纪初，它以杂感的形式，挟带风雷在五四风雨中诞生，迅即蜕变，走向成熟，迎来灿烂的二十年代散文的成熟和繁荣。时代的骤变，三十年代的小品文的“匕首”、“投枪”和“小摆设”之争，促使散文分化，京派、海派和论语派散文纷纷亮相。长期的战争，共和国的建立，开创了近半个世纪的“工农兵”代言人时代，红色颂歌散文主宰了文坛。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持久的文化热，营造了文化自觉环境，促使散文主体“自我”的觉醒。和而不同，世纪末的散文终于完成了从散文家的主体，到散文的抒写姿态、话语、策略以及文本形式的蜕变。
不过，变化是复杂的，散文始终和人的“陛情”相联结，也可以说，散文就是作者的“性情”。追求“艺术性”的散文也始终追求“性情”的“自我”在“艺术性”中能自由地呈现。“性情”的艺术或艺术的”性情”时时向散文家提出一个问题：我是谁，谁是我？魂归何处？散文主体性的危机始终伴随着散文的历程，并成为百年散文创作的敏感区。和其它文体相比，散文在被阅读时，作家的“我”常常会被人们联想和窥视。太多的恩怨，太多的是非也就因此而生。过程的美丽也伴随着痛苦，但有一点是始终不移的：变化的指向充满了现代性想象。
回眸百年中国散文史，人们关注着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些什么因素在操纵和影响着它的命运？
“道”，可道，“道”，亦不可道。可道，是它在任何时刻任何环境中，意义指向非常明确，有特指性、确定性和明晰性。不可道，是“道”在变，因时代而变，因人而变，因社会而变，具有不确定性，尤其“道”和“个人”的关系是不可道。回眸百年散文，载“道”与离“道”却始终或明或暗地主宰和影响着散文的命运。
现代散文是在布道中诞生的。当十九世纪末梁启超推行变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