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附记:我于1966年8月24日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小将抄家,一切衣物书籍荡然无存,并迫我从北房移小南屋栖身。此时我初颇不释,但旋即夷然不介意。闲暇中写成此稿,既无一书在手,全凭记忆以着笔。9月6日写出论一,嗣于11月10日写出论二,其论三则不复记忆于何时写出矣。
儒佛异同论之一
【注】:以上为原文部分内容。
此文出自于《梁漱溟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1]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生于北京,原籍广西桂林。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造运动者。1917年入北京大学任教,七年后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抗战中为促进国共团结抗敌而奔走,参与创建民盟;胜利后又参与国共和谈,为和平建国而努力。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但心思之用更在于人生问题之研究。一生用心于两大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为此两大问题而思考、而行动,终其一生。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编者简介梁培宽,梁漱溟先生长子。1925年生于北京。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在校工作约四年后,调往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约四年。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负责《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编辑室工作。自1986年退休至今,从事整理、编辑及出版梁漱溟著述工作。王宗昱,1 9 5 4年生。1 9 7 8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1986年至今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84年开始参加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项目,1987年开始发表关于梁漱溟思想研究的论著。现在主要从事道教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