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写经

《佛教写经》是“日本书法经典名帖”中的一册，书中主要收入了日本书法家书写了佛教真经。这些作品内容丰富，风格各异，字形流畅优美，充分显示了书法家所具有的深厚的书法造诣。该书印刷精美，较好地再现了作品，不仅有助于人们对古代日本书法的特色有一个了解，同时亦可作为临帖使用。

书评
日本古代文化的进步与文明，多赖于对中国先进文化的汲取与消化，公元五世纪汉字和儒家经典由百济传入日本，从而加速了日本从蒙昧时期走向近代文明。
然而，影响日本文化最为深刻且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却不是儒家文化而是中国式的佛教文化，佛教的传播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艺术的发展。僧侣之间的文化往来更促成了日本书道的形成。
佛教文化是在公元六世纪前半叶传人日本的。《日本书记》里记述了钦明人皇时代从百济传来佛教：“百济圣明王遣西部姬氏达率怒斯致契等献上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并上表劝信佛法，这为佛教传日之始。
作为佛教的伟人支持者，对于佛教在日本有传播之功的当首推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圣德太子摄政，发出兴隆佛教的诏书，修建法隆寺以研究佛学；营造四天王寺以开展各种慈善事业。并于公元六○四年钦定《十七条宪法》，其第二条就明文规定“笃敬三宝”。他还潜心研究佛教教义，撰有《三经义疏》(《法华经》、《维摩经》、《胜鬓经》)的注释。并亲笔书写了《法华义疏》草稿，富有极为浓厚的六朝书风的余韵，波磔中带有隶意，书风典雅明快，小字宽绰开张，笔力爽快而圆润。由于圣德太子如此崇尚佛教，并身体力行，从而加速了佛教
的弘扬。
日本最初的写经当是在天武天皇元年(公元673)。《正史》载有：“始聚书生，于川原寺写一切经”。其实写经早在飞鸟时代(公元552～645)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民间渠道进行抄写，尚属个人随机因缘的性质。“始聚书生”可以理解为是在官方有组织的形式下进行写经。根据日本学者田中魂堂先生的考证，天武朝时代书写的《一切经》是基于《大唐内典录》而抄写的。《大唐内典录》一切经总计达八百部三三六一卷之多，可想而知，川原寺《一切经》的书写工作是一项多么伟大的事业。
庆云三年(706)的《净名玄论》，其重要性与影响力仅次于《金刚场陀罗尼经》，为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六朝时期书风的代表性遗品。为弘扬佛法，在没有印刷术的当时，抄写佛经居于诸种佛事之首。人们将书写佛经视为功德无量的大事。无论是善男信女，还是僧侣居士无
不投入，修习书写佛经成为一时风尚。
然而，日本写经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则是在奈良时代(公元710～794)，此时正值中国盛唐时期，视佛教为国教。日本经历了数百年积极摄取中国先进文化，从而典章制度臻于完备，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律令国家体制，进入了经济、文化窄前繁荣的盛世。
奈良朝时期，中日关系十分密切。当时唐朝首都长安是中国佛教的中心，瞻仰的圣地。日本政府曾派遣唐使20余次，以及大批留学僧、留学生，留学于长安，长期深入地接触中国社会，耳濡目染盛唐文化。随造唐使来中国的著名人物有吉备真备、阿部仲麻吕、最澄、空海、圆
仁等。他们大多是以宗教徒的身份来中国求学，作为学问来研究佛教，同时他们又都是通晓经史，长于文艺的人。他们在归国之际，不仅得到了佛教教义的真传，同时也带回大量的中国书法名品真迹和佛教经典，及各种佛教艺术。由于对盛唐文化的崇拜和依恋，归国后还竭力
宣扬中国文化，并制定模仿唐朝贵族教育的制度，为改革和发展日本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当时，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取得了前所末行的发展。譬如：在建筑方面，唐僧鉴真创建的唐招提寺以及佛寺伽蓝集唐样之火成；雕塑方面，东大寺的卢舍那大佛像、戒坛院四天王像和药师寺金堂的药师三尊像，均显示出雄伟粗犷、稳重静谧之美；绘四方面，法隆寺的金堂壁画和五重塔壁画规模宏大，简浩的线条，生动地表现出对象的立体感，似乎征静静地闪烁着耀眼夺目的光辉；音乐方面，政府设有乐、寮，教授歌舞、笛、唐乐等，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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